温岭杀医案件发生后，医护人员游行要求保障医务工作者人身安全

“诊室备有辣椒水”，“调解室椅子固定”，在医患矛盾频发背景下，跳出公立医院密集门诊日程，选择自由执业的知名医师在增多。温岭杀医案发生后，100多位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在一座孙中山雕像下无声集结，现场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沉痛哀悼温岭遇害同仁”。上海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成员，和他们短暂离岗的同事，一起默哀了三分钟。

10月31日上午，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的追悼会举行。自25日事发起，当地官方不断通报这起伤医事件进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高度重视因医患矛盾引发的暴力事件。

默哀结束后，一位女医生泪流满面。她握住上海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的手说，“谢谢”。杨震在微博账号“快乐是一棵树”上说：我们表达哀伤，我们呼唤正义。

相似的场面令杨震记忆犹新。一年多前哈尔滨医生王浩遇害后，在中山医院紧急组织的巴林特小组心理讨论中，一位研究生尚未毕业的女住院医向大家哭诉，她的室友听到消息，难过地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夜。

2009年9月这家上海著名的三甲医院引进“巴林特小组(BalintGroups)”。每两周活动一次。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精神分析师米歇尔·巴林特创建了这种训练全科医师处理医患关系的方法，它假设“潜意识在每个人心里，不仅是在病人那里”。

越来越能直接感受的医患纠纷，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曾连续五年在上海市卫计委负责医患纠纷调节的孙梅对记者说：到上海任何一家二级医院坐上一天，肯定会遇到医患纠纷。原卫生部2012年统计显示，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而2013年见诸报道的伤医案件已有20起。10月下旬连续发生3起医疗暴力事件。

“诊室备有辣椒水”

在医患调解室里，连热水瓶都不能放。经验还告诉他，甚至手表、手机等稍微值钱些的物什，也不能带进去。

温岭“10·25”伤医事件发生之后，从同属于台州的黄岩，到相邻的上海，乃至更远的地方，无数的医务工作者表达了他们的哀悼和声援。

案件发生第五天，巴林特小组活动的主题是“医路的爱与哀愁”。杨震对未来并不乐观，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医患纠纷一望无际”，但“我们必须到达彼岸”。

深圳市一名70后牙科医生，将微信头像换成了一团漆黑。他在微信群里对初中同学们说，温岭伤医事件，比去年3月哈医大王浩案更“令人发指”。他觉得包括王云杰在内，医生和医院都是无辜的。

孙梅当年分工负责上海普陀区的有关工作，她遇到过最厉害的一次纠纷，48位家属一起前来。而创下上海之最的，是某次100多个家属围堵华山医院。

纠纷频发，医院不得不加强防护。孙梅回忆，当年医院里普遍专设一个谈话室用于医患沟通，在这个特殊的房间里，连热水瓶都不能放，以防激动的家属随手抄家伙伤人。

杨震感觉现在的情况有过之无不及。谈话室里椅子必须是固定的，也不能吸烟--只要一点火消防设施就会自动启动。经验还告诉他，甚至手表、手机等稍微值钱些的物什，也不能带进这个房间。

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琪介绍，两年前其同事徐文主任被患者砍伤，现在诊室里备有辣椒水，医师一旦有人身危险就会用。

温岭伤医事件三天后，10月28日，杨震受邀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演讲有关医患纠纷的应对技巧。他特意强调是“应对”而非“防范”--“根本防范不了”。

“医患冲突没有得到任何缓解，甚至还在加剧”，杨震说，长期顶着各种压力超负荷工作的医者需要自愈，而巴林特小组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治疗”。

“这么多年来，我并不恨任何一个‘医闹’”，杨震说他慢慢学会了包容和宽恕，何况疾病才是医生和患者的共同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