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峰的妻子

经过两年多的死刑复核，昨天，夏俊峰终于还是被处极刑。从一审被判死刑以来，为夏俊峰奔走呼告“刀下留人”的人士不计其数，从各个角度质疑判决的人也有不少。而最高法给出的解释是“被害人申凯、张旭东负有一定责任，夏俊峰也负有责任，夏俊峰罪行特别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实际上，要判死刑立即执行，“罪行特别严重”是一个条件，但完整的条件应该是“罪大恶极”，那么夏俊峰是否罪大恶极呢?

司法实践中，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的区隔往往就在于是否恶极

从我国现行的刑法看，死刑的适用条件，是比较清楚的。1997年《刑法》第48条第1款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与1979年《刑法》第43条：“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规定相比，1997年《刑法》将“恶极”二字删掉了，只保留了“罪大”的要求。

关于这个改变的最大误解是：1997年的《刑法》相比于1979年的《刑法》，弱化了死刑的限定条件，只要“罪大(客观后果严重)”不需“恶极(主观恶性极深)”即可判极刑。实际上，这是不了解我国的特有现象：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都是死刑。

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从本质上讲还是死刑。但是，死缓是现在不杀将来也有可能不杀之刑，即“生刑”，而死刑立即执行是现在就剥夺罪犯生命的“死刑”，二者之间存在天壤之别。既然如此，二者在适用条件上，必定会存在一定差别。因此，法院在适用死刑时，就必须对其作严格的区分。

区分的方式又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在主观恶性上作同等的要求，但在客观危害性上作区别对待，即客观危害性较小者处死缓，对客观危害性较大者处死刑立即执行;二是在客观危害性上作同等要求，但在主观恶性上作区别对待，即对主观恶性较小者处死缓，对主观恶性较大者处死刑立即执行。我国显然是采用了后一种做法，即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必须“罪大恶极”，而处死缓者则只是要求其“罪大”而不要求“恶极”。

例如，针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10月27日发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如针对毒品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6月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在侦查中受到特情犯意引诱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再如针对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月21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些情况下，之所规定“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为“被害方明显有过错”、“被引诱贩毒”、“及时退赔”，都可以证明被告人“恶不极”。另外，还有多个司法解释强调被告人有自首、悔罪等可以证明“恶不极”的因素，则一般不处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