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峰之子的油画，从这幅画里，我们知道夏健强还想和父母去放风筝。

认定“恶极”与否的关键：夏有没有被殴打?

此案中，夏俊峰一方的律师认为，夏在执法现场和办公室都受到了殴打，但是根据夏俊峰案二审裁定书，“经查，夏俊峰始终供述行政执法人员对其并无殴打行为，其是自愿随同执法人员到办公室去解决问题。合议庭再次讯问时，上诉人(夏俊峰)亦明确供述行政执法人员对其无殴打行为。夏俊峰本人的供述与在场的行政执法人员曹阳、祖明辉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且夏俊峰妻子张晶在侦查机关的证言，亦未证实执法人员有殴打行为。故不能认定执法人员在此时有殴打上诉人。”

所以下文要讨论的，不是夏俊峰有没有在执法现场被殴打的问题，而是在他被城管带到办公室后，有没有受到殴打。

法院认定的、对“夏俊峰受到殴打”的不利证据

1、在一审判决书中写道，“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夏俊峰)系遭殴打而进行防卫一节,经查,证人陶冶(街道办事处司机)始终距案发地点仅数米，其证言未能证实存在殴打一节,此节只有被告人供述,无其他证据证明,认定此节证据不足。”夏俊峰案二审裁定书认为，“控方提供了现场附近的证人曹阳(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陶冶证言，证实二人没有发现被害人殴打夏俊峰。关于此节，虽然夏俊峰始终供述遭被害人殴打，但除其供述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

2、夏俊峰案的一审辩护词里写道“夏俊峰在被抓后,即要求办案警官将其胳膊上被打的伤拍摄下来。如果夏俊峰没有被打,身上不会出现伤痕。”夏俊峰上诉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是：从上诉人被抓获时，刑警对其所拍的照片看，只有在上诉人上臂内侧有较明显的瘀痕，这种伤痕更符合双方在拽、夺液化气罐时肢体接触时所形成，如果存在殴打行为，不能仅针对这个部位进行殴打。故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上诉人的行为属正当防卫的观点不能成立。

对于这个争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书认为，“辩方出示的照片显示，夏俊峰在左前臂内侧有两处明显的皮下出血，但不能证实系何时形成，因为双方在拽、夺液化气罐肢体接触时，所形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二审裁定书认为，“从被害人的身体成伤状态看，所受刀伤均为扎刺伤，并无划伤，此节与夏俊峰辩解在遭到二被害人殴打后，用刀乱划拉的供述不符。如按其辩解，双方应是在动态下形成创伤，但在被害人身上并无运动伤。”

但根据以上证据，不能排除夏俊峰受殴打的可能

1、关于被害人在办公室内是否殴打夏俊峰，辩方证据是当事人夏俊峰的供述(辩解)，控方证据是现场附近的证人曹阳、陶冶证言。法院认为“虽然夏俊峰始终供述遭被害人殴打，但除其供述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那么，现场附近的证人曹阳、陶冶的证言，又有什么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了呢(比如物证如现场视频)?况且，曹阳是被害者的同事，陶冶是“配合城管执法”的街道办事处司机，其证言效力并不是很强。

2、二审裁定书的“皮下出血不能证实系何时形成”，也说明无法证明这不是“夏俊峰在办公室遭殴打后形成”;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只在上诉人上臂内侧有较明显的瘀痕”虽然是事实，但淤青的形成，是因为重力打击或挤压，如果只是打了而非重力，也可能不出现淤青。也就是说，打人不一定会留下痕迹。

3、“从被害人的身体成伤状态看，所受刀伤均为扎刺伤，并无划伤”，二审裁定书着意强调划伤(运动伤)与扎刺伤的区别，以此来证明夏俊峰不是在防卫而是刻意去伤人。但是，夏俊峰是不是防卫，和他有没有被殴打还是两回事。

实际上，法院也并未排除夏俊峰被打的可能，只是说他没有受到明显的、可致命的殴打

“没有发现被害人殴打夏俊峰”、“没有发现其余瘀伤”、“没有发现运动伤”，不等于被害人没有殴打夏俊峰，实际上，法院也没有做出“被害人没有殴打夏俊峰”的结论，在二审裁定书里说得很清楚，“不能认定上诉人遭到了明显的、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行为”。也就是说，不明显的、不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是可能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该怎么判?

在本案的审理中，最关键的情节，是在发生血案的室内八分钟。而本案从侦、控、一审、二审，对这八分钟事件起因、事件经过、现场痕迹、双方究竟干了什么，一直没有说得很清楚。

不搞清楚夏俊峰有没有受到殴打，也不交代清楚夏俊峰的杀人动机，那自然要问，夏俊峰为什么要去杀这两个城管呢。会不会是因为被打了(但打得不重)，或者只是被辱骂了(办公室里有争吵是被认定的)，而激愤杀人?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存在，那么被害的两个城管，就不能称为“无过错的被害人”，根据《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