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

　　老莫重新回到了河南，在县城经营着一家小商店，也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没人发觉他有什么不同。

　　目前，全国所有的县级以上单位都具有艾滋病诊疗能力，甚至在个别重灾区的村级单位，都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和药品、仪器。

　　2002年，轰动全球的“鸡尾酒疗法”终于在中国正式露面，通过专家们的改进，这项昂贵的疗法从每月1万元降至3000元。赵红心大夫介绍说，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最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法。“虽然价格仍然昂贵，但至少让部分人得到了有效治疗。”

　　老莫一度以为，“鸡尾酒疗法”就是用公鸡尾巴泡的药酒。但他也听说，这种药非常贵，“这辈子都吃不起。”希望之后的绝望更让老莫心碎。

　　2003年底，春节临近，老莫再次萌发了轻生的念头。“我一个人生活了八年，经常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太孤独了。”老莫说，他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电视，“听听人说话”。

　　陷入焦灼的老莫无意间从电视里看到了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患者握手的场景，温总理说，要对艾滋病患者施行“四免一关怀”政策。以后，艾滋病患者的定期检查、治疗药物、并发症诊疗和遗孤上学都可以全部免费了。

　　老莫想，“吃鸡尾酒是不是也能免费了?我还能活着?”过了春节，亟不可待的老莫收拾起全部家当，带着仅有的1万元钱直奔北京。

　　“四免一关怀”政策彻底改变了成千上万名艾滋病患者的命运，他们摆脱了经济负担的桎梏，得到了有效的治疗，真正获得了生的权利。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的数据，2010年，全国有1871个县开展了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工作，治疗人数达到10万余人。2001—2005年，接受抗病毒治疗者的病死率为24.6/100人年，2006—2010年，这个数字下降了近一半，达到18.1/100人年，接近发达国家有药治疗的死亡率。

　　接受治疗半年后，老莫竟然恢复到了66公斤的体重，比入院前增重近10公斤，身体状态几乎与健康人一样。

　　老莫重新回到了河南，因为他难以忘怀那里亲切的乡音。他也结交了很多新朋友，在县城经营起了一家小商店，没有人发觉他有什么不同。偶尔有一次，有人提及艾滋病村，老莫打了个冷战。自从2004年初离家起，他就再也没有回去，那里承载了太多不堪的回忆。老莫说，他不想面对。

　　每隔三个月，老莫都会来北京一次，做例行检查、拿药。其实，老莫所在的县城就有疾控中心，但老莫从来不去。“县城太小了，你进了那个门，所有人就都知道了。”老莫说，北京的大让他觉得安全。

　　2003年起，国家为建立艾滋病防治体系，在全国设立了13个培训点，地坛医院就是其中之一。受过培训的专家们回到各省，再开设培训班，培养基层医护人员。如今，所有的省(区、市)都有定期开设的培训学习班，从业人员已增至近万人，层级体系已基本形成。

　　“中国艾滋病防治体系的建设在全球看来都是非常好的。”赵红心大夫说，2003年以后，她再也不用到田间地头诊疗了。“专家只需要做好科研，将最先进的技术一层层传达下去。”

　　目前，全国所有的县级以上相关单位都具有艾滋病诊疗能力，甚至在个别重灾区的村级单位，都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和药品、仪器。但赵红心大夫一直很担心，“基层人员的待遇太低，‘蹲点’人员不足。”

　　2009年，我国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专题组合力做了一次全面评估，根据测算，艾滋病感染者超过3000人以上的省份有6个，分别为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新疆、河南，其总人数占全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的74%，其中，河南上蔡、新疆伊宁、四川布拖、四川昭觉、云南瑞丽和云南陇川被列为重点疫情区。

　　在重点疫情区，需要有专人负责监管艾滋病感染者的日常治疗情况，但是，由于艾滋病相关药品采取国家统一免费发放的形式，没有利润空间，自行经营的乡间诊所也就没有了“蹲点”的热情。“国家应该给这些诊所发放补助。”赵红心大夫建议说，“没有了‘蹲点’，就没有了控制，疫情扩散起来后果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