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死

　　老莫用魔鬼形容自己，至今，他仍经常梦见用到弯曲的针头和装满血的铁桶。

　　1997年，第一道曙光出现——我国最早的艾滋病治疗小组成立。《献血法》颁布，血浆经济得以全面遏制。

　　“我们这些朋友，每个人都要先死过，然后才能好好活着。”老莫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红色条纹领带，这是他为了当证婚人特意准备的。

　　老莫是圈子里的“老大哥”。1989年，老莫25岁，在河南的一个县城里修摩托车。那一年，血浆经济来袭，老莫嗅到了“卖血致富”的“商机”。“当时觉得卖血一本万利，比干活、读书都来钱。”老莫一天卖三次血，抵得上半个月的工资。

　　同年，在云南瑞丽，我国首次集中发现146例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因吸毒从境外传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地坛医院性病艾滋病治疗科主任赵红心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感慨道。从此，艾滋病病毒开始四处流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蔓延着。

　　1994年，老莫和哥哥已经升级为“血头”。“当时谁不卖血就是不务正业，全村男女老少，为了排队卖血大打出手。”也正是那一年，全村都盖上了一砖到顶的大瓦房。

　　老莫用魔鬼形容自己，至今，他仍经常梦见用到弯曲的针头和装满血的铁桶。

　　临近春节，老莫的哥哥高烧不退，不到一周，就死了。第二年，村里死了13个人，其中包括老莫的妻子和母亲，从此，老莫孤独无依。1996年清明节，跪在坟头的老莫第一次听到了艾滋病这个陌生的名词。

　　比病情更可怕的，是“没有活的希望”，老莫回忆说，当时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上面’定期送来一些粮食、日用品、感冒药和痢疾药，司机都不敢下车，让我们自己爬到车斗上搬货。”渐渐地，在河南、云南等地出现了被称为“艾滋病村”的孤岛，老莫每天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等死。

　　1997年，千里之外的北京终于出现第一道曙光——我国第一家艾滋病治疗小组在地坛医院成立。刚刚从事传染病工作3年的赵红心大夫被调配为小组成员开始参与专项医学研究。同年，《献血法》颁布，血浆经济得以全面遏制。

　　1998年，《血液基本标准》、《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和《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陆续出台，只是，艾滋病疯狂蔓延的触角已经遍及全国，31个省(区、市)已均有艾滋病疫情报告，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受血浆经济影响成为重灾区。

　　1999年，赵红心大夫所在的地坛医院成立了专门的艾滋病病房，设置了不到10个床铺。“有了收治，才能做项目，研究出治疗办法来。”赵红心大夫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