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钱都花完了，也玩累了，还没死，怎么办？罗哥决定好好活下去，他卖了车，借了钱，住进地坛医院。

　　2000年春节刚过，北京的专家团就来到艾滋病重灾区，与当地医务人员一道，进村诊疗。专家们手把手教当地医务人员怎么问诊、比较、判断，怎么开药、监控、治疗。

　　罗哥是最早一批“不幸中的幸运儿”，接受了地坛医院的救治。

　　罗哥当时34岁，上有老下有小，还是一位国企领导。他有一个极为隐蔽且至今不为家人所知的身份——同性恋。

　　1998年夏天，在一个阳光充沛的午后，罗哥被宣判了“死刑”。从此，罗哥度日如年，“最痛苦的是不敢睡觉，怕醒不过来了。”

　　一个月后，罗哥瘦了五公斤。罗哥决定“豁出去了”，取出所有积蓄，把面包车换成桑塔纳，直接开到了云南。罗哥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奢侈：五星级宾馆、千元大餐……“直到钱都花完了，也玩累了，还没死，怎么办?”忆当年，罗哥大笑不已，“活着往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

　　1999年，“等死未遂”的罗哥决定好好活下去，他卖了车，借了钱，住进地坛医院。

　　在当时，除了经济负担沉重，每月医药费数千元之外，最让罗哥揪心的事是缺药。为了找药，赵红心大夫一直积极与国外医疗机构联系，希望获得帮助，可是，国外药品引进中国需要拿到批文，获得认证许可，要走的程序非常繁琐，尤其是在艾滋病认知尚且薄弱的彼时，从正规渠道拿药的希望日渐渺茫。

　　罗哥的生命日渐微弱。无奈之下，赵红心大夫决定铤而走险，通过私人邮寄的形式，拿到了国外的实验药品。“实在等不了了，不能看着他死吧?”从那时起，罗哥视赵红心大夫为救命恩人。

　　老莫也终于等来了生的希望。此时的老莫已经虚弱不堪，全身泛滥的皮炎将他折磨得夜不能寐，更可怕的是，他出现了明显的肺炎症状，时常咳到全身颤抖，喘不过气来。

　　2000年春节刚过，北京的专家团就来到艾滋病重灾区，与当地医务人员一道，进村诊疗，老莫三年来罕有地走出了家门，坐在村头的大榕树下。

　　赵红心医生将此行形容为赤脚医生的“板凳坐诊”。对面坐着一排患者，专家们手把手教当地医务人员怎么问诊、比较、判断，怎么开药、监控、治疗。条件好时，在村委会问诊，条件差时，就地打坐。

　　这场从天而降的甘霖及时地滋润了老莫荒芜已久的生命。老莫的皮炎、肺炎得到了有效治疗，艾滋病病毒也得以控制，最重要的是，“有了求生意志。”老莫开始积极配合治疗，每天跑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