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打官司有诸多困难之处：首先是钱，冗长的诉讼过程中产生的巨大交易成本让一般老百姓望而却步，在PG&E一案中，仅代理律师就将一亿三千三百六十万美金收入囊中，居民实际得到的补偿大打折扣；另外一个难处是举证，如何证明污染物是导致疾病的罪魁祸首，影片中PG&E的代表曾对指控嗤之以鼻，并反驳说营养缺乏、劣质基因和不良生活习惯都会导致居民遭遇的健康问题，影片中这一幕不外乎是现实的缩影。又如雾霾问题，在污染源众多、受害方数量巨大、影响范围极广的情况下，要提起诉讼，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把解决问题的负担完全放在老百姓身上确实不合理，市场失灵往往需要通过法律和政府解决。法律制定标准，执法的政府部门强制企业执行，听起来不是简单易行吗？打开我国环保部的网站，仅关于水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就有六十几类。排放标准能做到法规具体明晰，目标简单直接，如执行得力，应该见效迅速。但由于环境问题并非地方政府的主要考量之一，环保法律执行的力度往往大打折扣，一些地方政府纵容甚至直接参与和配合环保造假的情况屡见不鲜。想纠正这种情况，必须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允许大家对环境污染进行维权。

治理环境的政策方面，中国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根据发达国家经验，排放税比单一的排放标准控制更符合经济准则。排放税制度下，政府规定排污税率，企业可自由选择排放量，多排多缴税，少排少缴甚至不缴。企业会自己比较税率和减排的边际成本，只要减污的成本比排放税率低，企业就会选择减排。

可转让排放许可证是治理污染的一项创新政策，政府制定排放总量，然后按照一定标准分配给企业，企业依照获得的许可证数量排放，配额用不完可以卖，不够用可以买，环保机构如果对政府制定的总量不满意，也可以参与购买，然后直接把买回来的许可证束之高阁，退出市场流通。

环保政策的选择是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艺术，排放税和可转让许可证是较为市场化的政策，企业根据市场经济价格机制自主决定排放，但税率和许可证总量的决定权在政府手中。将市场机制融入政策设计的灵魂，严格制定标准，坚决惩治违规，有效落实赔偿，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会跨过严冬，迎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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