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购抗癌药被诉病友:从未牟利只想减轻病友负担

喵酱| 2014-12-24 15: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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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仿制药格列卫,效果和正版差不多,但价格要便宜得多。

 

治疗与负担

 

“找到另一条生命通道”

 

本报:什么时候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当时反应如何?

 

陆勇:2002年吧,当时我就问了医生一句话:我还能活多久?甚至开始计划剩下的时间要做什么,人生才不算遗憾。医生没给我答案。查阅资料才了解,还能活3到5年。

 

本报:那时家中经济状况怎样?治病有压力吗?

 

陆勇:我父亲经营一个五金厂,比普通人家境好,当时我的事业刚起步,自己办工厂才一年,也没有盈利。最开始我治疗白血病是靠瑞士生产的药物“格列卫”,一盒23500元,加上辅助治疗,每年花费可能在30多万,经济的压力就显现了。

 

本报:于是想找到便宜的仿制药来替代?

 

陆勇:2004年,我在欧洲血液病论坛上偶然看到一篇英文帖子,说的是韩国白血病患者从印度买到“格列卫”的仿制药物,价格要便宜许多,可能一盒3000元左右。我就开始尝试寻找购买途径,后来找到了一家日本代购网站,买到了这种药。

 

本报:当时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法定意义上的“假药”吗?

 

陆勇:那时并不会特别去查这方面的知识,只是发现我找到了另外一条生命通道,挺高兴的。现在了解了,没有在药监局注册的,就是假药。

 

取保候审后,看了很多资料,了解到药物也是有专利保护的,比如瑞士产的“格列卫”在中国有15年保护期,代表着它的唯一性、优先权,即便是中国同样独立发明了类似药物,也是没法注册。但到去年的4月12日它到期了,也就是说从2013年4月13日开始,患者可以买国产的“格列卫”了。

 

互慰与永别

 

“生命与知识产权,孰轻孰重?”

 

本报:后来你向病友们推荐这种药了?

 

陆勇:在我服药一个多月后,经过检查各项指标正常了,才向QQ群里的病友推荐这种药。可以说,自己当时是一只试验的小白鼠吧。

 

本报:“突然离开”在病友里很普遍吗?

 

陆勇:群里说不定哪天就有病友去世,头像暗下去。现在第一个群有1千多人,可离开的病友好多,我都舍不得删掉。即便头像暗了,我觉得他们应该还留在里头,大家都因为一种疾病交流过,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本报:很多人是因为吃不起药去世的吗?

 

陆勇:“格列卫”很昂贵,最开始其他病友会选择其他药物治疗,费用比较低,副作用很大,效果不如“格列卫”好。但并非都是吃不起药物去世,治疗白血病,幸运的可能恢复到生病前的状况,也可能在骨髓配型后发生排斥反应,还有可能治不好去世,各是三分之一的概率吧。

 

本报:那时想到会惹出后来的风波吗?

 

陆勇:完全没有。我希望能减轻他们的负担。疾病在那里,经济压力也在那里,有时候真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命运推着你作出了选择。

 

本报:你怎么看待知识产权和救命药之间的矛盾?觉得合理吗?

 

陆勇:确实存在矛盾,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应尊重知识产权,药物从研发到投入市场,需要很多努力;但如果病人生命垂危,难道让他们用生命来换知识产权?生命与知识产权,孰轻孰重?

 

误解与声援

 

“我没有营利的主观意识”

 

本报:为什么你需要在网上购买信用卡提供给印度制药公司?

 

陆勇:病友们买药的程序非常复杂,各种单据填写,还要翻译成英文。2011年,印度制药公司派人到中国开设银行账户,方便病人汇款,后来也遇到了各种困难,他们希望我能提供一些收款账户。我就从网上买了3张信用卡,但我只用了其中一张,另两张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激活。

 

本报:对于这种提供账户的行为有过担忧吗?

 

陆勇:当时完全不担心,根本没想到是违法行为,如果知道,第一,我肯定不会去买;第二,即便一定要买,我可以注册假账户,填写假地址,为什么不更好地掩饰呢?

 

本报:也有人质疑,你是有从中获利的可能性的。

 

陆勇:我接受过免费药物,但没有想营利。退一万步,就算我要营利,有个很简单的逻辑,刚发现仿制药时,价格是3000多元一盒,为什么那时我不直接帮病友代购,而等到现在已经降到200元了我再提供账号?我是傻瓜吗?

 

本报:惹上官司给你带来影响了吗?

 

陆勇:最初我身边的朋友,做生意的伙伴,知道我被抓后都不理解,以为我做了什么坏事,甚至有流言说我卖了药,吃药的人致死。

 

本报:现在舆论觉得你的行为合情不合法的人也很多。

 

陆勇:是,看到网上很多人支持我,我也觉得很高兴。很多人打电话给我,包括我美国的朋友,看到新闻后特意赞助了我一笔律师费。但我还是想要说明,我确实没有营利,这一点要明确。

 

本报:你帮助的那些病友现在如何鼓励你?

 

陆勇:目前已经有493名病友共同签署了一封联名信,证实我没有从中牟利,还请求能对我免予刑事处罚。

 

选择与期待

 

“若时光倒流,选择如初”

 

本报:再回头看自己的经历,有什么感受?

 

陆勇:从得病到现在过去12年了,回头看,为自己感到幸运,至少有很好的药物可以控制病情。我感谢瑞士的制药公司,也感谢印度的仿制药,没有它们我可能活不到现在。

 

本报:有没有后悔被卷入“假药”风波?

 

陆勇: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会作出一样的选择来。

 

本报:得知有些人因为替人买药犯法之后为什么还愿意这么做?

 

陆勇:这样的事例我确实看到很多,北京、深圳、无锡都有案例,但我始终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并没有经手钱款和药物,也并没有从中获利,情有可原。

 

本报:你觉得这个类型的群体目前遭遇的最大困境是什么?希望如何改变?

 

陆勇:还是经济的压力,他们很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事情,从政策层面发生改变,将类似“格列卫”的治疗白血病的药物纳入医保,从根本上免除后顾之忧。

 

本报:现在白血病治疗药物的情况有所改善,已经有部分纳入医保了。

 

陆勇:是的,已经在改变,有进步了。我们江苏是去年纳入医保。现在符合经济评审条件的白血病患者,一年药物费用能降低到7万2,而医保还能再报销75%。刚生病时是绝对想象不到的,否则就不会去关注印度药。但还有地方没有纳入医保,对于贫穷的患者来说,还是有负担。

 

本报:在中国的法律中,没在药监局注册的就被视为“假药”,但很多假药却能救命,法律与救命之间的矛盾你怎么看?

 

陆勇:“格列卫”在印度合法,是因为印度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如果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或为了公共利益,专利权就让步了,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其实我们国家也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没有先例,因为强制许可的范围很虚化,没有什么标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学习印度,对某些价格昂贵但使用人多且迫切的药物,也实行一两次强制授权呢?

 

本报:你对自己的案件怎么看?有什么期待?

 

陆勇:我个人怎么处理,我并不是很看重。你做的,肯定要承担相应责任。但如果能促进医保政策作出一些改变,也算是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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