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仿制药格列卫，效果和正版差不多，但价格要便宜得多。

治疗与负担

“找到另一条生命通道”

本报：什么时候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当时反应如何？

陆勇：2002年吧，当时我就问了医生一句话：我还能活多久？甚至开始计划剩下的时间要做什么，人生才不算遗憾。医生没给我答案。查阅资料才了解，还能活3到5年。

本报：那时家中经济状况怎样？治病有压力吗？

陆勇：我父亲经营一个五金厂，比普通人家境好，当时我的事业刚起步，自己办工厂才一年，也没有盈利。最开始我治疗白血病是靠瑞士生产的药物“格列卫”，一盒23500元，加上辅助治疗，每年花费可能在30多万，经济的压力就显现了。

本报：于是想找到便宜的仿制药来替代？

陆勇：2004年，我在欧洲血液病论坛上偶然看到一篇英文帖子，说的是韩国白血病患者从印度买到“格列卫”的仿制药物，价格要便宜许多，可能一盒3000元左右。我就开始尝试寻找购买途径，后来找到了一家日本代购网站，买到了这种药。

本报：当时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法定意义上的“假药”吗？

陆勇：那时并不会特别去查这方面的知识，只是发现我找到了另外一条生命通道，挺高兴的。现在了解了，没有在药监局注册的，就是假药。

取保候审后，看了很多资料，了解到药物也是有专利保护的，比如瑞士产的“格列卫”在中国有15年保护期，代表着它的唯一性、优先权，即便是中国同样独立发明了类似药物，也是没法注册。但到去年的4月12日它到期了，也就是说从2013年4月13日开始，患者可以买国产的“格列卫”了。

互慰与永别

“生命与知识产权，孰轻孰重？”

本报：后来你向病友们推荐这种药了？

陆勇：在我服药一个多月后，经过检查各项指标正常了，才向QQ群里的病友推荐这种药。可以说，自己当时是一只试验的小白鼠吧。

本报：“突然离开”在病友里很普遍吗？

陆勇：群里说不定哪天就有病友去世，头像暗下去。现在第一个群有1千多人，可离开的病友好多，我都舍不得删掉。即便头像暗了，我觉得他们应该还留在里头，大家都因为一种疾病交流过，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本报：很多人是因为吃不起药去世的吗？

陆勇：“格列卫”很昂贵，最开始其他病友会选择其他药物治疗，费用比较低，副作用很大，效果不如“格列卫”好。但并非都是吃不起药物去世，治疗白血病，幸运的可能恢复到生病前的状况，也可能在骨髓配型后发生排斥反应，还有可能治不好去世，各是三分之一的概率吧。

本报：那时想到会惹出后来的风波吗？

陆勇：完全没有。我希望能减轻他们的负担。疾病在那里，经济压力也在那里，有时候真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命运推着你作出了选择。

本报：你怎么看待知识产权和救命药之间的矛盾？觉得合理吗？

陆勇：确实存在矛盾，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应尊重知识产权，药物从研发到投入市场，需要很多努力；但如果病人生命垂危，难道让他们用生命来换知识产权？生命与知识产权，孰轻孰重？

误解与声援

“我没有营利的主观意识”

本报：为什么你需要在网上购买信用卡提供给印度制药公司？

陆勇：病友们买药的程序非常复杂，各种单据填写，还要翻译成英文。2011年，印度制药公司派人到中国开设银行账户，方便病人汇款，后来也遇到了各种困难，他们希望我能提供一些收款账户。我就从网上买了3张信用卡，但我只用了其中一张，另两张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激活。

本报：对于这种提供账户的行为有过担忧吗？

陆勇：当时完全不担心，根本没想到是违法行为，如果知道，第一，我肯定不会去买；第二，即便一定要买，我可以注册假账户，填写假地址，为什么不更好地掩饰呢？

本报：也有人质疑，你是有从中获利的可能性的。

陆勇：我接受过免费药物，但没有想营利。退一万步，就算我要营利，有个很简单的逻辑，刚发现仿制药时，价格是3000多元一盒，为什么那时我不直接帮病友代购，而等到现在已经降到200元了我再提供账号？我是傻瓜吗？

本报：惹上官司给你带来影响了吗？

陆勇：最初我身边的朋友，做生意的伙伴，知道我被抓后都不理解，以为我做了什么坏事，甚至有流言说我卖了药，吃药的人致死。

本报：现在舆论觉得你的行为合情不合法的人也很多。

陆勇：是，看到网上很多人支持我，我也觉得很高兴。很多人打电话给我，包括我美国的朋友，看到新闻后特意赞助了我一笔律师费。但我还是想要说明，我确实没有营利，这一点要明确。

本报：你帮助的那些病友现在如何鼓励你？

陆勇：目前已经有493名病友共同签署了一封联名信，证实我没有从中牟利，还请求能对我免予刑事处罚。

选择与期待

“若时光倒流，选择如初”

本报：再回头看自己的经历，有什么感受？

陆勇：从得病到现在过去12年了，回头看，为自己感到幸运，至少有很好的药物可以控制病情。我感谢瑞士的制药公司，也感谢印度的仿制药，没有它们我可能活不到现在。

本报：有没有后悔被卷入“假药”风波？

陆勇：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会作出一样的选择来。

本报：得知有些人因为替人买药犯法之后为什么还愿意这么做？

陆勇：这样的事例我确实看到很多，北京、深圳、无锡都有案例，但我始终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并没有经手钱款和药物，也并没有从中获利，情有可原。

本报：你觉得这个类型的群体目前遭遇的最大困境是什么？希望如何改变？

陆勇：还是经济的压力，他们很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事情，从政策层面发生改变，将类似“格列卫”的治疗白血病的药物纳入医保，从根本上免除后顾之忧。

本报：现在白血病治疗药物的情况有所改善，已经有部分纳入医保了。

陆勇：是的，已经在改变，有进步了。我们江苏是去年纳入医保。现在符合经济评审条件的白血病患者，一年药物费用能降低到7万2，而医保还能再报销75%。刚生病时是绝对想象不到的，否则就不会去关注印度药。但还有地方没有纳入医保，对于贫穷的患者来说，还是有负担。

本报：在中国的法律中，没在药监局注册的就被视为“假药”，但很多假药却能救命，法律与救命之间的矛盾你怎么看？

陆勇：“格列卫”在印度合法，是因为印度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如果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或为了公共利益，专利权就让步了，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其实我们国家也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没有先例，因为强制许可的范围很虚化，没有什么标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学习印度，对某些价格昂贵但使用人多且迫切的药物，也实行一两次强制授权呢？

本报：你对自己的案件怎么看？有什么期待？

陆勇：我个人怎么处理，我并不是很看重。你做的，肯定要承担相应责任。但如果能促进医保政策作出一些改变，也算是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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