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土方蒸气练汞作坊下美丽的村落，显得很宁静.

工人们知道汞是有毒的，但是靠山吃山，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免疫了，也只能靠这活来增加收入，要不没钱花。

2001年，贵州汞矿因资源枯竭关闭，曾被称为"中国汞都"的万山特区由此凋敝。当地居民因此饱受离异、失业、汞中毒甚至死亡的困扰，因为污染，当地稻谷出现黑点，村民只能卖了自家稻买进外地稻，中国汞都陷汞毒泥潭。自汞矿关闭时起，当地居民通过不同渠道不断上访，但生活并无甚改善。

像一架庞大的超级马车，行驶633年后，“中国汞都”贵州万山的汞矿戛然而止。它曾承载贵州万山特区疾驰，并将其推向“小香港”、“小深圳”的繁荣巅峰。2001年10月，贵州汞矿因资源枯竭，被宣布政策性关闭。

万山汞储量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因盛产朱砂、水银，曾是中国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有“中国汞都”之称。1949年后成立贵州汞矿，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开采。1966年，为服务这里的汞矿开采，国家设立万山特区。2011年，改称万山区，隶属于铜仁市。

这种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名第80位的致命元素、地球上唯一的液态金属，它所附着的丹砂，自古以来就被用来炼制据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最早在万山开采可上溯至秦汉时代，有记载的官方采冶也长达600余年，始于明初。

2009年3月，国务院将万山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2011年初，万山特区开启了一场“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的双转型艰难之旅。

5年后，澎湃新闻重新打量这座转型中的城市，发现在这场华丽转身中，仍有部分原贵州汞矿职工，承受着企业关闭后，带来的离异、失业、吸毒、汞中毒、汞污染和死亡困扰。

生意难做的三轮车夫

清晨6时30分，黄亚平发动了红色“富路”三轮车的引擎。

几声粗重的突突声后，他从万山特区同心社区B区的缓坡上，将这辆花2.3万元买的崭新双缸三轮车慢慢驶向汞都大道。临近汞都大道路口，他左右观察来往的车流，寻找转向的机会。

2002年，贵州汞矿宣布政策性关闭后，他和少部分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汞矿职工一样，购置了这样的三轮车，穿行在万山特区的解放街和汞都路两条主干道，以及分别从这座城市南北延伸开去的汞都大道和三角岩、土坪。

黄亚平的父亲，曾是贵州汞矿技术学校的司务长，1962年，因矽肺病去世。1979年，他在这所技校读了两年选矿专业，毕业后被分到贵州汞矿二坑工作。黄家有六兄妹，黄亚平排行老二，还有一位大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

大姐和他一样在贵州汞矿工作。两个弟弟从贵州汞矿技校毕业后，就被位于贵阳的贵州铝厂招去了。他说，幸好两位兄弟去了贵州铝厂，不然一家人就更倒霉了。

黄亚平小妹的命运，似乎比其他兄妹更加不堪。她从万山职业中专毕业后，没有分配到工作，去了深圳打工，30多岁时，因吸毒过量死亡。“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太可惜了！”

这位55岁的贵州汞矿二代职工，已开了10多年三轮出租车。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在贵州汞矿关闭时，有1146名职工选择了一次性买断工龄。离开这个曾经在全国辉煌一时的单位后，有的矿工选择了外出打工。但由于他们在汞矿工作多年，技术相对单一，加上年龄较大，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在这座城市里，三轮摩托车是唯一的“出租车”。

黄亚平说，这10年里，三轮车的起步价从1元涨到了3元。而93号汽油的价格也从每升2.5元涨到现在的8.04元。汞矿关闭时，整个万山城只有150多台三轮出租车，现在已增至246台。其中，有近一半左右的经营者身份是贵州汞矿前矿工。

生意越来越难做。

三轮车夫杨明轩说，行业竞争太激烈了，他们每天的收入很少能达到100元。这个城市的任何核心地带之间，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只有三四家小型KTV。晚上10点左右，街道就变得很冷清。在这座像极中国大多数90年代初期县城的城市，这个行业挣钱不易。

贵州汞矿关闭后，黄亚平就花了2900元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每天上午6点起床，6点30分发车，上午11点左右回家吃中饭。下午1点，他再次出车，晚饭前收工。周而复始。13年里，他换了4辆三轮车。每台车的价格越来越高，动力也越来越大，但挣钱的空间越来越小。

汞都大道上的车流越来越小。黄亚平开启桔红色的左转弯灯，扭转方向盘，忽闪忽闪地驶向2.5公里左右的城市中心。

矿工纷纷离婚

2014年6月，黄亚平再婚，妻子来自万山高楼坪。

这是他与前妻离婚10年后的又一场婚姻。1994年，前妻工作的贵州汞矿所辖大龙氯碱煤厂因投资严重失误，资金无力周转而全线停产。在无事可做，生活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黄亚平的前妻前往沿海城市打工。

2001年贵州汞矿关闭前10天左右，前妻回万山与黄亚平离婚。那时，贵州汞矿败象早显，他的月薪只有100元左右，妻子无法再与他生活下去。离婚后，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判给了他。再婚时，儿子已25岁，在贵阳跟表哥学做装潢设计。他说儿子支持他再婚。

这样的离婚现象，不止属于黄亚平一个人。

电焊工曾丽娜也是其中之一。她一生命运波折。7岁时，父亲因汞中毒去世。16岁那年，她刚参加工作时，先去五坑修渣坝，半年后，被调到食堂工作。再后来，她又被调去做电焊工。

2001年，贵州汞矿关闭时，她被以3万多元买断工龄。她在贵州汞矿下属安装公司工作的丈夫，也在这年被买断工龄。

这年，他们10多岁的大女儿还在读小学，儿子也才1岁多。

被买断工龄后，丈夫去临近的贵州玉屏县做摩托车修理。她却因身体诸多不适，以及脑萎缩和胃溃疡等病症无法再工作了。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有时连饭都吃不上”。

2009年，丈夫提出了离婚。理由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负担越来越重。现在，曾丽娜每月靠10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但钱太少，“根本不敢乱用。”

多位贵州汞矿的退休职工说，汞矿关闭后，离婚已成矿工二代中的普遍现象。这个现象，与贵州汞矿鼎盛时期的上世纪70-80年代相比，反差巨大。

80年代左右，贵州汞矿普通工人每月都能拿70-80元工资。那会儿，铜仁地区很多县里的年轻人毕业后，都愿意来贵州汞矿工作。“全国只有两三个省没有人在这里工作。”另一个让贵州汞矿工人自豪的事情，是他们的婚恋。“哪怕是有些智障的工人，都能找到一个漂亮媳妇”。

当时，在上海等大城市畅销的奢侈品，诸如两百多元一床的鸭绒毯，也能很快在万山的百货商店卖出去。曾在贵州汞矿电影院担任放映员的刘友培说，那些年，这个电影院经常在第一时间上映最新的国际大片，如在日本轰动一时的《望乡》、印度的《流浪者》，而两公里外的万山特区电影院，通常在两个月后才开始放映。这种繁荣景象，让这个偏居中国西南一隅的山区单位所在地，被贴上了“小香港”和“小深圳”的标签。

矿工们走在外面，“腰杆都比别人挺得直一些”。汞矿关闭后，微薄的收入和沉重的生活压力，让矿工们的腰杆不再像当年直了。而那些当年冲着嫁到汞矿过美好生活的部分姑娘，正渐次颓然离去。

在万山，广为流传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梅花路一名陈姓矿工买断工龄后，妻子离他而去。他整日郁郁寡欢，借酒消愁，最后跳楼自杀。也有人说，他是醉酒后，不慎从楼上摔下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