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度引导时尚潮流的万山特区商店，早已不复当年辉煌。

在不忙的时候，工人会坐在靠外面的山腰坎上呼吸新鲜空气。

“以前是汞污染，现在是锰污染”

黄亚平的红色三轮车，从万山镇东北方向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下。

20分钟左右，就到了13公里外的下溪乡下场溪村。40岁的村民吴从玉，正坐在家里看管两个孩子。妻子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离他家不远处，稻田里的秧苗长势不错。

几个月后，这些成熟后的稻谷，又将被卖给前来收购的外乡人。约7年前始，吴从玉家就再也没吃过自己种的大米。那年，他们家种出的稻谷上开始出现黑点，有的还是空壳。

也是从那年开始，他们家稻田旁用来灌溉的河流开始变黑。从此，稻田里种出的糯米也没有糯性。到了收割季节，稻叶仍是青色的。村民赤脚或穿凉鞋从河里淌过，脚会恶痒难耐，用手挠时会溃烂。

污染来自上游的万山镇。

2003年，在万山镇创建的万泰锰业，以生产电解锰等产品为主，生产中产生的废水从万山镇注入大水溪，一直流淌至吴从玉家门前的溪流。

2012年11月7日16时许，万山区万泰锰业有限公司尾渣库底部导洪管破裂，库内锰渣随溪水排放至下溪河，造成下溪河污染，下溪河汇入锦江河。污染的水流，一直顺流而下注入了湖南的麻阳县，并流经麻阳县的13个乡镇，涉及10万余人。

下场溪村的30多户村民发现，从7年前开始，他们种出的大米，吃起来味道怪怪的。自此，他们家再不吃自己种的大米了。后来，一些外地人开始来他们村里收购稻谷，100斤130元。卖完稻谷后，他们再以每百斤240元左右的价格，去万山高楼坪购买出产的无污染大米。

从那年开始，万泰锰业开始以每百斤稻谷80元的青苗费，补贴沿溪一带村民。吴从玉说，他们只在稻田污染后的两年里，将从里面生产出来的大米卖给外地人。之后一直到现在，他和其他稻田受到污染的村民一样，将稻田改为旱地，种植玉米和红薯，用来喂猪和喂牛。每年，吴家需要在外地购买500斤左右的无污染大米，“用卖菜和部分低保费来购买，买了五六年了。”

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河水变黑的第二年，包括下场溪在内的溪畔几百名村民，前往万泰锰业讨说法。后来，政府出面调停。

到了2013年，这笔费用不再发放，官方给出的理由是2012年的污染事件后，这家企业已停止生产。澎湃新闻从工信部官网检索发现，2013年7月18日，贵州万泰锰业被纳入《2013年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第一批)》中的《2013年铁合金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全国有184家铁合金企业位列其中。工信部要求这家企业在“2013年年底前彻底拆除淘汰，不得向其他地区转移。”

“以前是汞污染，现在又是锰污染。”吴从玉无奈地摇摇头。

在《贵州汞矿史料》里有这样的记录：“据贵州省环境保护局文件所说，贵州汞矿排放的废水量每日600立方米以上，含汞浓度超过国家标准数千甚至上万倍。”上海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大和曾告诉《法制日报》记者，1毫克汞渗入地下，可造成大约360吨水受污染。

当地官方向澎湃新闻提供的一份于2014年5月印制的《新闻素材汇编》显示，万山受污染的土地面积约10万亩，涉及10万人左右。

万山区环保局曾向《每日经济新闻》透露，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三级标准值汞含量1.5mg/kg作为对比值，万山老矿区下游的敖寨河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5.68mg/kg，超标17.1倍；下溪乡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78.5mg/kg，超标185.6倍。

2014年4月10日的《贵州日报》报道说，目前，针对此前因汞带来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万山特区已编制了《贵州铜仁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方案》，拟重点对下下溪乡和敖寨乡沿河两岸的4783亩污染耕地进行修复。这个项目需要投入20亿元，当地官方已于2013年底上报国家环保部，尚待评审通过。澎湃新闻欲向万山特区环保局求证详情，万山宣传部以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很忙而婉拒。

吴从玉不知道，他们家稻田里的土壤何时才能变得安全。4、5年前，有贵阳的专家来他们这里取过污染的土壤样本去化验，但吴至今并未获知专家此次的化验结果。

叫屈的末代矿长

至今，黄亚平他们仍在恨一个人。

这位被痛恨的人物，叫宋龙顺，贵州汞矿的最后一任矿长，被他们称为贵州汞矿的“末代皇帝”。工人们痛恨宋龙顺的缘由，是因为宋龙顺任期上，让一度辉煌的中国汞都推向关闭。他们认为，按当时的汞矿资源，应该仍可以继续生产一些年头。

工人们认为，他们的命运发生这般波折，宋龙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样的逻辑推动下，从贵州汞矿关闭时起，工人们至今仍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上访。

69岁的宋龙顺难过得有些哽咽。

2001年10月，他对2400多名在职职工宣布，贵州汞矿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关闭。

13年后，他仍无法释怀的是，从他上任到离开贵州汞矿，一直有职工在不断举报他。这些职工们猜测，他在担任贵州汞矿最后一任矿长期间存在贪腐行为，并用贪腐来的钱，在北京上海等地买了房子。

宋龙顺说，虽然自己理解职工们当时的心情，但他无法接受他们毫无根据的告状。“在中国，很多时候谣言三遍就成真理了。”后来，警察也曾找他做过调查，但因无据可循而告终。

在汞矿关闭后，生活越来越无着落的职工们，仍旧在四处写信和材料举报他。他无法接受这样毫无根据的举报，觉得自己很委屈。他说自己真的有“末代皇帝”的悲凉心情。

事实上，1997年3月28日，宋龙顺上任后就面临很多难题。

那时，贵州汞矿有3个月没发工资了，公司也有几年没召开职代会。他先想法筹钱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召开了职代会，并解决了公司的生产问题。之前，因为没有钱，公司已有两个月没交电费，给矿区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影响。

没多久，宋龙顺亲眼看到，铜仁地区供电局剪掉供电的高压线。无奈下，他最后决定用柴油机发电，并很快和临近的玉屏县供电局达成合作意向，对方用小水电给贵州汞矿输电。

199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国家每年拨付一千万来支付工资，但到这年年底，仍有30万元缺口。他开车走了5个省去要债，并在9天内用要回的货款补上了缺口。

1987年11月，宋的前任们，决定在大龙投资7470万元创办氯碱镁厂。氯碱镁厂建好后，产品在市场上并不走俏。宋龙顺说，这个投资行为，给贵州汞矿带来了“伤筋动骨”般的伤害。

1999年，他仍在到处向省里和国家争取政策和资金，来解决职工的吃饭问题等，并将近500多名职工分流到其他企业去。

作为中国最大的汞矿企业，贵州汞矿被关闭后，国内市场里汞的价格，曾一度因供不应求而上扬到每吨80万元。2000年，宋龙顺最后一次卖汞时，价格才每吨10万元，“要是当时的价格能达到每吨80万元，贵州汞矿就不会马上宣布关闭了，至少还可以延续几年。”

“中国汞都”的转型，在五年后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2011年以来，万山启动了总面积30平方公里的“万山转型工业园区”，目前已入驻51家企业。2014年底，万山区政府将搬迁到铜仁市的谢桥新区，这里将成为铜仁市经济发展的两翼，另外“一翼”是铜仁的碧江区。

官方的这两大转型之举，似乎没有给这个前矿工群体带来太多欣喜。他们仍不想轻易放弃上访，只是不知道新一轮的上访，将于何时候出发。

黄亚平的“富路”三轮车，发出更加沉闷的突突声，向着汞都路方向继续疾驰。(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杨明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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