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败的万山三角岩社区，一派冷寂。

大龙镇重谭组的刘婆婆说，被污染的田种出来的米是“黑”的，大家都不敢用来吃，只有多洗洗然后煮来喂猪，大家都是买米吃。

吸毒的失意群体

申玉珍的步履，像一位负债累累的母亲在愁苦地跋涉。

她和黄亚平同住万山同心社区B区。这位71岁的老妇，走路有些瘸。她的腿是在2008年开始瘸的。那年，她去贵州省委上访，在省委门前的地上睡了一个礼拜后，腿就开始瘸了。此外，她还有高血压和脑萎缩。

申玉珍是矿工家属。1998年，她的丈夫在贵州汞矿工作了35年后，因矽肺病晚期去世。1993年，小儿子姚本强，被贵州水钢招去做电焊工。大儿子姚本发，一直在贵州汞矿做冶炼工。弟弟去贵州水钢这年，姚本发结婚了，妻子吴氏是万山人。

2001年，36岁的姚本发工作8年后，贵州汞矿关闭，他拿到1.9万元买断工龄安置费。第二年，失意落魄的姚开始吸食海洛因。刚开始，1克海洛因50元，后来涨到100多元。

1.9万元很快就被花光。他后来成为低保户，每月有230元低保金。

钱花光后，他卖掉万山三角岩家里结婚时买的彩电、沙发、戒指和床铺。家里值钱的物什全都变成他的毒资。毒瘾鬼魅般如影随形。他开始和其他吸毒的人一样，四处寻找废铁卖。

三角岩是贵州汞矿工人的一个聚居地。除了当年的行政中心土坪外，三角岩是所有贵州汞矿10个工人聚居地中的第二大社区，人口最多时有1829人。

汞矿关闭后，待业青年们喜欢在这些社区里晃荡。后来，海洛因也开始进入这个社区，成了部分无业和失意工人们释放烦恼的东西。有时，贵阳有也有零包贩毒人员来这里兜售海洛因。

姚本发也是这个失意群体中的一员。

没有钱买海洛因时，姚本发痛苦得在地上打滚。看到儿子的痛苦状态，申玉珍偶尔也会从微薄的抚恤金里，拿出一点给儿子买海洛因。姚本发曾在戒掉毒瘾后，在万山找过工作，但对方说他吸过毒，名声不好，不愿聘他。

有一年，申玉珍给了1500元，让儿子去外省找工作。10多天后，姚本发回来了。母亲给他的钱也全部花光。他说自己去过湖南、浙江和广东等地，工厂招工的人都说他年纪太大，不愿录用他。

2004年，妻子吴氏跟他离婚了。

他继续开始吸毒。2013年12月6日，他被当地抓去万山戒毒所强制戒毒。

当毒瘾越来越大时，有的吸毒者开始选择注射吸食海洛因。万山一位公务员说，曾有人因为过量注射而死亡，被人们发现时，尸体已开始腐烂。

7月2日上午，万山阵雨。三角岩一派静谧。这个四处房屋垮塌、灰蒙蒙的小区里，空寂冷清。如果不是偶尔从一幢平房里传出来的电视节目声音，以及偶或突突驶过的三轮出租车，会让人有步入一座死城的错觉。

随意推开一间房门，潮湿和发霉的气息扑面而来。现在继续留在这些破败房子里的，是少部分60-70岁的老人。无论白昼黑夜，他们都不敢离开屋子太远，因为经常有一些吸毒的年轻人，趁他们不在家时，溜进屋里盗窃一切值钱的东西。几幢上世纪80年代前后修建的楼房里，铁制窗棂也大多被偷走。

申玉珍说，当年为了帮国家还苏联的债务，贵州汞矿做了数亿元的贡献。“凭什么现在让我们来承受这样的生活？”

鞋穿重了就走不动的汞中毒者

黄亚平的红色三轮出租车，如果穿过同心社区，再通过汞都大道、汞都路、辰砂路，几经蜿蜒后，就能在5、6分钟后到达3公里外的土坪路。袁仁纯家就在这条路上一幢破旧的单元楼。

袁仁纯在吃午饭，酒杯里的酒快要喝完了。

10多分钟后，这位72岁的老人再次端着杯子，手指颤抖着喝光最后一口酒。

1965年，他开始在汞矿工作。1989年9月，他被查出汞中毒，鉴定为8级工伤。后来，他被送去贵州汞矿技校附近的疗养院疗养。疗养期间，每天伙食不错，但根本吃不下东西。

自周秦以来，中国就开始用丹砂来炼制据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现在，这种被命名为汞的致命元素，正让原贵州汞矿部分职工，承受着中毒后的痛苦。

袁仁纯说，汞中毒后，走上坡路时双脚乏力，经常性头晕。

当年，贵州汞矿红火时，袁仁纯曾在五坑做过冶炼的大班班长。那时每月要生产8吨汞，生产压力和工作强度都较大，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与汞接触的频率很高。

据《贵州汞矿史料》记载，在官方正式接管贵州汞矿两年后的1954年，就曾因134人次汞中毒，而导致休工达600多日。之前，贵州汞矿的冶炼一直采用土灶，回收率仅为50-60%，“这意味着有40-50%的汞呈蒸汽逸入空气中，汞蒸气浓度超过标准460倍。

那时，在汞矿工作时，袁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颇受敬重，“现在没人管我们了。”

另一位汞中毒者刘黑子，两年前已去世。

2011年，澎湃新闻采访他时，这位79岁的矿工，住在万山冒水垄路一幢80年代修建的单元楼1楼里。他左手端着饭碗，右手握着筷子，正艰难地往嘴里扒饭粒，一双手不停地颤抖。导致他双手颤抖的，正是多年从事汞矿工作所带来的汞中毒。

在他20多岁时，他的汞中毒症状，仅是口腔溃烂。

刘黑子55岁的女儿刘绍萍拿出一个白色药瓶，上面印着“丙戊酸钠缓释片”字样。女儿回忆，父亲早晚吃一片，以此来缓解双手颤抖。除了双手颤抖外，他还是一名尘肺病二期患者。

在刘黑子的记忆中，他6岁开始接触汞。那年，他和母亲从家乡湖南麻阳县一路乞讨至贵州，最后在贵州汞矿做了一名童工。在矿上，和他年龄相仿的童工有很多。他没有想到，这一生的命运轮盘，从此与地球上唯一的液态金属挂上了钩。

不断颤抖的手脚，让刘黑子的行动有些迟缓。他用手摩挲脸颊时，手是颤抖的，无法控制，“内心很慌”。走路不能穿厚重的鞋子，“每天都只能给他穿轻便的鞋子，重了就走不动。”

刘黑子仍记得，他的汞中毒是发生在1960年和1961年。那时，他所在的贵州汞矿五坑，每月要生产30吨水银，只有他一个人装罐，每罐装50斤。

后来，矿上要求矿工中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在矿洞的逼仄空间里，用高压水冲洗汞矿石，并用刷子将含水银的部分刷下来，再用木炭炒。年轻的刘黑子是党员之一，他因此而成为洗矿工人。一洗就是好几年。他的开始口腔溃烂，直到他感觉“不对”，才换了其它岗位。

1963年7月25日，贵州汞矿在对矿工做体检时发现，矿工中汞中毒者有151人，患病率为6.6%。刘黑子正是这6.6%中的一名。24年后的1987年6月底，这个数字增加至274人。这是贵州汞矿关闭前，最后一次出现在《贵州汞矿史料》之“贵州汞矿大事记”里的记录。

在万山的“双转型”中，这批汞中毒者，仍在继续承受着手脚颤抖、易怒、烦躁和精神错乱等带来的痛苦和烦恼。他们中的部分人，有的只吃一些维生素，有的根本不吃药，“让汞自己慢慢排放出体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