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对器官捐献体系运作提出质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人体器官捐献的大部分资源被控制，器官分配不公，器官捐献者无偿捐献但是另一方面接受器官捐献的患者需要支付高额移植费用等等，种种有关器官捐献的疑问直逼红会。

“人为干预”器官分配引发利益之惑

2/3器官未进入卫生部的系统分配，地方红会占有器官捐献资源，被指向移植医院认捐，未公开款项器官资源在中国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各方争夺对象。地方红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捐献者资源，移植医院希望从红会获取这项资源，红会以此要求医院捐款，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这一计算机分配系统，没有被强制使用有关，使得器官资源在系统外流动。

今年5月，姚林决定将与深圳红会之间的纠葛摆上桌面。姚林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以下简称OPO)的工作人员。在他下定决心说出这件事时，这家医院与深圳红会在器官捐献方面的合作，已进入“霜冻期”。已经几个月，姚林没有从深圳红会那儿，得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信息。按照双方约定，以往，深圳红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发现器官捐献者濒于脑死亡状态，便会第一时间通知姚林。

“不再提供信息，可能和我们医院不捐款有关。”姚林说，深圳红会凭借所掌握的潜在捐献者信息，要求医院捐款。但让姚林不满意的是，“这笔捐款用途的明细，深圳红会从未公开过。”

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已3年有余。如今，捐献率不足百万分之一，捐献器官是一种稀缺资源。王海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研究主任，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总设计师。他关注着社会各方力量对器官资源的争夺。5月11日，在深圳召开的首届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会议上，他说，一旦有潜在供体(即器官捐赠者)之争，就会令器官这种挽救生命的稀缺资源待价而沽。还有专家认为一旦有了掌控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黑洞”。

器官因缺而贵

每年1/30的病人能获得器官完成移植;如肝脏的移植费在一些地方约四五十万元深圳最早开展了器官捐献试点。高敏现在的工作就和器官捐献有关。她是深圳红会聘请的器官协调员，平日会去医院宣传器官捐献，并和潜在捐赠者家属商谈相关捐赠事宜，包括经济救助。

高敏的活动能力很强。她的笔记本里，有各地医院的电话。在深圳，或广东其他地方，危重病人脑外伤或脑出血，且愿意捐献器官的，很多医院的医生会第一时间告知高敏。她再通知其他医院的OPO赶来对病人做死亡评估，然后获取器官。

如今，在深圳红会，有器官协调员3名，他们掌握着广东大量的潜在供体信息。这些信息在中国成为一项极为稀缺的资源。目前，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每年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一起移植手术，医院会收取高昂的费用。

去年，广州中山一院一名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告诉记者，他的整个医疗费用为100多万。各地的移植费用不尽相同。在南京，每例肝移植，费用为十几万元，但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四五十万元。

很多医院的OPO非常希望从深圳红会处，得到潜在供体信息。这些医院都有器官移植资质，都有很多病人来做器官移植手术。他们率先获得器官后，就有机会给本院使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以肾移植为例，每一个肾源有几百人在轮候。哪家医院的OPO能得到捐赠信息，就可以优先在本院轮候的病人里消化掉。

高敏获得捐赠信息后，一般会第一时间通知广州中山一院的OPO.不过高敏坦言，选择将捐赠信息给哪家OPO，有合作习惯问题，但主要取决于“深圳红会和广东省红会的决定”。深圳红会另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植瑞能也表示，在他开展工作的宝安区和光明城，如果发现潜在捐献案例，会通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这是红会领导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