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器官捐10万？

广州一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提供捐献者信息有价格标准，且用途不公开;深圳红会否认早在2009年，孤身探索“器官捐献”的深圳红十字会，就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开始合作。姚林回忆，当时，几乎没有医院愿意使用人死后捐献出来的器官，因为担心“质量不好”，而自己所在的医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跟深圳红会合作。

但到了今年5月下旬，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与深圳红会的合作关系可能会中断。该院一名人士说，与他们医院合作的器官协调员，转告了深圳红会的意思，以后可能不会提供捐赠者信息了。

而在5月11日，该院OPO的主任霍枫教授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他们计划每半年或一年向深圳红十字会捐赠款项，用于器官捐献者身后贫困家庭的救助。该医院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深圳红会要求医院捐钱的理由是，要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

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地区，90%捐献者的家庭面临生活困难问题。捐献者在生病治疗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大笔医疗费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承受起来都比较困难，甚至因病致贫。

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曾告诉记者，他们2004年设立了一个针对住院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目前主要是从这部分资金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器官捐献的医疗救助。广州一家移植医院的OPO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有具体的价格标准，平均每一例完成器官获取的捐献为10万元。“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

深圳红会的两名器官协调员对记者说，他们会跟家属说明，捐献者身后丧葬费等人道救助资金不超过2万元。很多捐献者生前的医疗欠费，红会尚无专项救助基金，只能通过媒体呼吁好心人捐助。

由于救助资金使用不透明，医学界一些人士认为，红会持潜在供体(捐献者)资源，人为干预捐献器官流向，并有为自己牟利之嫌。姚林表示，他不知道深圳红会是否牟利，但红会应公布这笔款项用途的明细。

昨天下午，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对记者表示，要求医院捐赠的数额，每一例情况都不相同，没有平均捐款10万的说法。她没有向记者透露要求捐款的具体数字。但她表示对于捐献者的医疗(欠费)救助，主要依靠移植医院的捐款。

她说受益最大的是移植医院，医院应该从患者的手术费等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捐献者的医疗欠费，她说合作的医院捐款不及时，“我们不得不挪用其他公共经费暂时填补”。对于捐款并不公开的质疑，赵丽珍表示，对捐款的医院，红会会定期为其列一个表格，包括协调捐献了多少案例，每个案例支出了多少救助款，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经费等等。

但赵丽珍认为，上述捐款的具体收支情况，包括工作经费，没必要对社会公众公开。对于赵丽珍的说法，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姚林说，医院目前尚未看到深圳红会对捐款具体用途的报告。他认为，若捐款用于器官捐献者的救助，使用明细应该做到公开可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