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尚无法律保护的量化指标

　　目前，报告提出的基层儿童福利服务网络可以说“初具雏形”。

　　由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在山西、河南、四川、云南、新疆五省区的12个县，建立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建立村一级的儿童活动中心，聘用了120名基层儿童福利主任。

　　目前，近8万名孩子接受了儿童福利主任的家访，1712名孩子补办了户籍手续，1841名孩子领到了孤儿生活保障金，1.4万名孩子拥有了政府提供的大病医保。

　　在示范区之外，政府、非政府组织也都致力于建立保护孩子的基层网络。浙江省在有社区服务中心的城乡社区，确定1名“儿童福利督导员”;没有服务中心的农村，在村两委中指定一名“督导员”。

　　“政府的创新行动，标志着国家、社会、家庭之间对儿童福利的责任分工正在重新定义，国家逐渐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报告如此评价。报告统计，目前的《儿童发展纲要》提出2020年要达到的52个指标中，只有15个可测量并提出了具体测量数据指标。

　　其中，儿童健康、教育方面的量化指标较多，比如婴儿死亡率要从2011年的12.1‰减少到2010年的10‰、90%以上的社区都有一所儿童之家等。“改善措施也比较具体，到2020年达标当无悬念”。

　　但在儿童福利和法律保护方面，尚无量化的指标。“主要目标大多是原则性提法，这不仅反映该领域的研究和认识状况，可能也反映出中国儿童发展与保护的各方力量尚未达成共识。”

　　报告中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14岁儿童比重下降，已显示出“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已出现少子化现象”。

　　在北京、上海、天津等较发达城市，0～14岁人口不足10%，“已经步入超少子化时代”。比例在20%以上的省份，则集中在贵州、西藏、江西、广西、青海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

　　报告不无担忧地指出：“从人力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儿童群体的稀缺性更为凸显，大部分儿童集中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构成了当前中国儿童福利建设的两大挑战。”

　　报告提出，“建立以津贴为主的独立儿童福利制度”，是国际普遍经验。中国目前是“嵌入制”儿童福利模式，如社保、低保、医保、残疾人服务教育等，都包含儿童福利。除了不成体系之外，现有儿童福利主要是救助型，国家儿童津贴项目稀少。“从顶层设计上考虑儿童福利制度，仍是一项未竟工程。”“希望报告的建议，对我国的顶层设计能够产生推动影响。”王振耀最后说。

　　保障儿童的福利，国家应该逐渐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让儿童面临受害时除了拨打“110”之外，可以有法可依，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