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受害目前只能打“110”

　　“不能就儿童论儿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孩子背后的各方力量。”宋文珍在今天的论坛上说。

　　去年，我国颁布实施了《2011-202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纲要提出，我国儿童福利制度要从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这是一个重大进展。它把联合国的诸多指标写进纲要，并有了具体部署，这是未来儿童福利发展的基本框架。”王振耀说。

　　但报告指出，我国的儿童福利建设现在还面临三大严峻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对现代的儿童福利，我们还缺乏基本常识。“中国传统中，儿童、老人都由家庭负责，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社会秩序。但是工业化以后，传统的家庭秩序不能继续维持，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已导致5800万留守儿童和2700万流动儿童群体，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报告呼吁，儿童养育的责任急需“由家庭向国家和社会转移”。

　　随之而来的第二大挑战是，虽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我国在儿童福利领域的法律和条例还是空白。

　　“我国目前还缺乏系统的儿童保护制度，《民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均有涉及，但并不系统，也没有建立对受虐儿童的替代性监护制度。”报告指出。

　　“不是光和发达国家比，我国在这方面还落后于周边的泰国、印度、蒙古等国家。”王振耀说。更艰巨的第三大挑战是，我国还缺乏基本的儿童福利行政系统。

　　王振耀指出，当我国实现了“津贴直接到孩子”，从孤儿福利院一转到村里，就戳开了基层组织的一个大窟窿。“比如把孩子的书屋建在村委会里，实际根本没落到孩子身边。这笔钱怎么用在孩子身上?没有专人来管。”

　　“新的《儿童发展纲要》来了，但是还没解决：纲要提出的目标措施如何实现?谁来牵头组织、谁来监督落实，经费有没有保障?”报告指出，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爱尔兰、美国等都设有国家层面的儿童福利部门。

　　“社会承担起对儿童的责任，需要发达完善的行政系统来保障：专业化的照料机构、专业化的设施和工作人员。”王振耀说。

　　他在美国新泽西州发现，一个州每年在儿童福利上投入几十亿美元，是相当正常的。一个纽约市，拥有一万多名儿童福利专业人员、几百个机构。

　　在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如果孩子受到虐待、伤害，很快会有专业化的机构介入，妥帖地保护孩子。而在我国大陆，儿童受虐待的解决办法，依然还是“打110”。“警察来了怎么做?他们对家长批评教育，让孩子很快再回到家里。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