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却说：“中国人有时善良得惊人。”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全国民众都投入到抗震救灾的热潮里，许多人千里迢迢到灾区送水送粮、当志愿者，连乞丐都将乞讨到的钱捐给灾民;再比如7月温州发生动车事故，当地居民争先恐后到医院献血，抢救遇难者的热情也让外界印象深刻。与此同时，大量反映社会失范、失德，轻者如经商不重诚信的报道也云集出现，重者如生产销售有毒食品，见死不救。当“老人跌倒扶不扶?”这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都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时，莫说表现公德，就是连做一个正常人的水平都够不上。

　　该媒体进一步指出，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存在着各式各样人，如果取其一端，可能任何论点都能找到大量论据证明。不过，中国民众献爱心似乎倾向于群体行动，习惯于“被动员”，不论动员者是机关单位、政府、还是媒体。行政组织安排或是通过大众传媒做道德宣讲，都可能迅速调动起各界善心，甚至造成人人争先恐后献爱心的效果;反之，当个体单独遇到一件需要伸出援手的事情时，那种“义字当头”的情感好像很难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人不幸与求助信号的漠视、冷漠，怀疑，或者逃避。爱心在集体的舞台上大胆发挥，在个人空间里萎缩。这个吊诡现象折射的是社会成员人格的不健全或独立性不足。

　　究其根源，当强大的体制掌控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连献爱心都长期被“包管”，民办自助组织受到防范与怀疑，那个人的独立精神不彰就不足为奇了。广东媒体本周找到了数名本月13日下午经过小悦悦身边的路人，他们大多否认看到小悦悦，只有一名妇女表示为此后悔内疚，其余人的态度属于典型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该媒体同时指出，由小悦悦事件而引发的中国社会及官方对“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执政者着手处理群体性冷漠的社会现象，出发点值得肯定。不过，除了传统的“大讨论”、“大宣讲”以外，还需要思考一些根本问题，即怎么让人发挥自主性，支持社会成员人格健全发展。社会道德是公共议题，但其基础是社会成员的私人品德与素质，这就是私人领域的问题，要加强社会道德，关键是给社会、给个体人格予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