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正至关键处，更是深水区，呈现出积极与消极并存，利益与矛盾凸显的态势。

    正如总理所说，食品安全是衡量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标尺。这场被寄予众望的食药监管改革，亦会成为衡量新政府机构改革成效的另一把标尺。

我们曾用“食为天”，记录下它顺民意而起，迎分段积弊而上的起点;曾用“新食局”，剖析它经年绸缪，进退有度的务实设计。

现在，我们正视它破题的现实处境，人员划转的艰难，资源整合的僵持，本位主义的干扰，部门利益的算计，最终形之于进度不均衡，力度遇阻碍的半程境遇。

我们还发现了地区越发达，改革越观望的地方真实生态，事务越基层，行进越艰难的利益复杂性，当然也欣慰于一些地区识改革红利，承改革传统的顺遂惯性。

我们难免忧心，改革若走不出利益的泥淖，会有不立则废的风险，食药监管，已经十年反复，决不能推倒再重来。

考察食药改革暂时的真疑难，反映的却是改革永恒的真命题。而在现时中国，则更具标本意味，更需平常心。

所有这些，既契合着改革从来攻坚克难的使命，更印证出剑锋所指的精确性，唯有触碰真利益，才堪真改革。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刚说，“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那么，以非常之决心和举措，将食药改革进行到底，应是不容迟疑的必然。

时间已然过半，全国仍有不少省级的食药机构改革尚未完成，启动市县改革更不及半数，越发达地区，越观望滞后。

如果改革不能冲破利益藩篱，可能会带来“形式上加强，实质上被削弱”的风险。以非常决心和举措持续推动，已是当务之切。

    改革风乍起

时间已经指向10月，一度被认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还在路上，离终点尚剩两月余。

空白版图正被加速度填充，但任务依旧繁重，“能否按期完成”日益成为地方改革者头顶高悬的利剑。

这场历经十年坎坷，终以打造中国FDA为目标的改革构想，启动之初即深孚众望。

“当时地方改革的时间表，大体按照六、九、十二的原则，这是一道死命令。”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称，按照国务院下发的18号文件，6月底实现省级机构组建，9月底完成市级机构组建，截至2013年年底，随着县一级机构组建完毕，将彻底完成食药全系统的机构改革。

如此紧凑的时间表背后，其实是中央及地方监管者久经分段监管弊病之苦后的迫切诉求。

国家层面的重视可谓空前，新一届国务院成立后，第一个通过的机构方案就是国家食药总局的“三定”方案，第一个通过的文件就是《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指导意见》。而改革所涉的农业、卫生、工商、质检等部委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发文或表态，支持改革。

西部欠发达的甘肃省打响了改革的第一枪，甚至在国务院红头文件还没下发至地方的4月20日即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同样在4月中旬，河南省已任命新的食药监局局长，奠下了改革的第一砖。

被誉为本轮改革策源地的陕西渭南，迎来了比以往更多的考察团和咨询者，其中不乏明星城市诸如武汉、天津。赶在6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前三天，四川省在第一次改革小组会议上即原则同意了“三定”方案的征求意见稿。

至少在姿态上，没有一个地方甘居人后。6月时间节点到来的最后一天，青海和甘肃两省同日挂牌，争夺第一的标签。办公室不够，会议室凑，甘肃省新局的食品生产处、流通处就匆忙搬进了会议室办公。

一些地市县区，甚至急切地走到了省级改革步伐的前面。武汉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在4月22日武汉就出台了《关于调整市城市管理、文化、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和职能的通知》，到7月底，市级层面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而且职能整合非常彻底。中心城区除了按国家规定对质监、工商部门的监管职责进行整合外，还将其他部门承担的生猪屠宰、动物检疫、农产品质量监管等职责一并整合。

在浙江温州的鹿城区，食品监管部门也提前完善街镇基层监管。全区6个街镇都已设立食药监管站，共派驻40名监管人员，各执法人员已经开始享受基层一线补贴，有效调动了工作积极性。

改革以疾风骤雨之势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