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的香烟价格提升1元，可挽救300万人的生命。”姜垣说。

　　除了呼吁政府层面加强对控烟的干预，从事控烟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也一直在探寻属于中国的戒烟方案。

　　杨廷忠告诉记者，在国外的普通临床诊疗中，医生通过“5A”(询问(ask)、劝告(advice)、评估(assess)、帮助(assist)和安排随访(arrangefollow-up))的戒烟劝导和帮助可产生一定的戒烟效果。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尼古丁为代表的药物疗法和戒烟热线在英美等国家开始流行。

　　然而，多年来中国虽开设了很多戒烟门诊，很少有吸烟者去光临。直到2012年，北京市的戒烟门诊依然属于“赔本赚吆喝”的尴尬境地。

　　“我国人群不善于持理性工具处理问题的思维和方式，吸烟者不认同专门机构的戒烟服务。”杨廷忠表示，中国要借鉴西方国家医务人员戒烟劝导的方法，但不能走依靠专业机构戒烟的老路。

　　按照这个思路，浙江大学医学部控烟研究中心团队推出了“临床通科戒烟服务”，用“询问-劝导-技术帮助”的方式，让所有临床科室的医生介入戒烟帮助服务中。

　　杨廷忠认为，由于中国医生面对的病人多，工作量大，因此，这种做法将会取得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