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北京一家张一元茶叶连锁店里，经营人员对“农残超标”的问题很是淡漠，表示“产品品质一直都如此，现在是媒体炒作，过段时间消费者就会麻木了。”

　　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除了少部分茶商借机宣传自己茶叶的品质之外，大部分茶商采取了“冷应对”的态度。“新闻上不是都说符合国家标准了吗，茶叶出厂时都有检测，我们都达标了还能怎么办?”有茶商这样反问记者。

　　的确，在“毒茶风波”肇始之初，就有农业专家及茶流通领域的专家站出来说话，表示“农残不代表有危害”，并将茶叶标准这一争议，最终归结于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会有利益的博弈。

　　中国工程院院士、茶学专家陈宗懋就表示：“从世界范围来看，茶叶的生产量大于销售量，两者每年平均相差30万吨左右，导致进口国占据优势。欧盟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主要的茶叶进口国，他们倾向于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而茶叶的出口国在制定标准时，相对较宽。”

　　一些学历水平比较高的茶商，也将矛头指向本次“毒茶风波”的肇事者——绿色和平组织，质疑“该组织为何最早只披露了国内茶商的问题，有意忽视了国际茶商的问题?对‘立顿’的披露不过是在压力之下的作秀”等。

　　从质量达标到国际竞争，茶叶“农残”问题开始跑题，当绿色和平组织引爆的这颗“定时炸弹”的烟幕逐渐灰飞烟灭的时候，关注“农残”问题，对茶商来说，或者对中国茶叶产业来说，到底还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产业链分成模式受质疑

　　影响茶农主动提高茶叶质量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茶产业链畸形的利益分成格局。

　　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毒茶风波”给茶产业界做出了提醒：要提高茶叶质量和品质，最关键的问题是对茶叶的种植、采摘到炒茶、加工乃至物流、销售进行全过程的系统监督。

　　著名茶叶品牌专家谢付亮表示，“茶叶从种植到成品的过程复杂，不仅涉及种植、茶园管理、采摘、加工、保鲜等众多环节，而且涉及到茶农、采茶工、炒茶工、茶企茶商等难以监管的人群。要保证茶叶质量，我们迫切需要系统的茶叶质量监督体系，同时也需要对‘从业者’管束人心。”

　　然而，在缺少全行业领军企业的情况下，谁能成为这一体系的建立者呢?与此同时，人心的管束更需要从业者的主动参与，这意味着茶产业需要从种植端构筑提升茶质量的驱动力。

　　一位茶业经营者就告诉记者，“茶叶质量监督体系的建立，关键和难点都在种植端，这一体系的建立，除了政府的标准引导、舆论监督之外，更重要的是茶产业链从业者尤其是茶业种植端——茶农的主动参与。如果茶农不能从源头上切掉农药残留的问题，茶商的品牌就可能随时因为类似危机事件而受影响。目前，影响茶农主动提高茶叶质量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茶产业链畸形的利益分成格局。”

　　“对于茶商来说，主要成本在于扩店成本，平均每斤茶叶所分摊到的费用大概在10元左右，但批发价每斤100元的茶叶可以卖到200元甚至300元，茶商能否拿出其收益中的一部分反馈给茶农以提升茶叶的质量，正成为茶叶产业不容回避的问题。”郑成锦建议。

　　郑成锦同时认为，在提升茶叶质量方面，茶农的付出最大，但所得却最小，这已导致茶农积极性不足。可以说，在“毒茶风波”的背后，反映的恰恰是茶叶产业利益分成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茶商愿不愿意让利给茶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