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微健康网消息：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在记者暗访中，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所谓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卖肾者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可以提成5万元。
　　
　　◎在小老板强子的下面，有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
　　　　
　　肚子上的伤口
　　
　　“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未必肯借钱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何青向南方日报记者展示他的伤口：自上而下一道12厘米长的伤疤，看上去缝合得很好，“像一只蜈蚣在肚子上爬”。
　　
　　何青是安徽人，前些年一直在杭州打工。当时何青由于肯吃苦还做到了部门主管，“一个月收入也有四五千块钱。”在杭州，何青了老婆，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幸福的生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几个月后，由于生活价值观的差异，老婆与何青分道扬镳，带着女儿回了老家。那段时间，失意的何青经常跟几个朋友去泡酒吧，每次都抢着刷卡埋单。“当时办了两张卡，每张都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债。”
　　
　　老婆带着孩子跑了，何青再也没心思工作，那段日子何青挥霍无度，很快背负了2.3万元的债务。感情受挫加上经济压力，何青主动辞职。
　　
　　两个月后，银行委托专业讨债公司致电何青。“如果欠的款项逾期未还，我们将报警，根据刑法196条信用卡诈骗罪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还要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何青开始感到害怕，但又无力偿还。
　　
　　“如果让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外面辛苦打工这么多年，还欠下一屁股债，那面子就丢大了。”何青一直没跟家人说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他的事情，怕家里人在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来。朋友们看到何青平时出手阔绰，经常请客，谁都不信他会出现债务问题。
　　
　　几乎把自己逼到绝路的何青，偶然听到别人在谈“有偿捐肾”的话题。“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呢，而且对身体影响也不大。”卖肾，处于崩溃边缘的何青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在网上联系到福建漳州的一个卖肾中介，说是能卖4万元，但要等三四个月。”山穷水尽的何青别无选择，花126元买了一张火车票，身上只剩下100多元钱。到了漳州卖肾中介的窝点后，何青用自己身上余下的钱买了几包烟，分给跟他一起等待卖肾的人，“初到贵地，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两万多元的债务，为何不求助亲戚朋友？
　　
　　“这种事情是自己造的孽，哪好意思去求别人？再说了，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也未必肯借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有点后悔卖肾了
　　
　　“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在漳州等了3个月，何青一直没有等到能够跟他的肾配上型的患者。后来听说广东也有“有偿捐肾”的地下中介，实在等不下去的何青，和另外两个“供体”一起来到广东，等待新的“有偿捐肾”机会。
　　
　　这一次，“幸运”的何青很快找到了“受体”，2月23日，做完一系列的体检后，在东莞的一家小旅馆里，强子跟他签下了“有偿捐肾”的协议。
　　
　　何青并没有仔细看协议的内容，只是核对了一下给多少钱，他按下手印时还有点紧张。“只有一份协议，两页纸，签完之后就被强子收回去了。他问我是打卡还是现金，我说要现金。”
　　
　　2月23日下午，何青被人从东莞带到了佛山，全程都被要求戴着墨镜和帽子，不许摘掉。
　　
　　“我不知道是哪里，但肯定不是医院。”房间里的设备非常专业，一间休息室，旁边还有一间“手术室”。一名三四十岁、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要求何青换上睡衣，来到“手术室”，何青看到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已经在等他。护士给何青注射了麻醉药之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整个手术才一个多小时。”手术后的何青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很短促，只能半呼吸，因为很痛”，东北口音男告诉他，手术很成功，让他在休息室躺了一天，“痛得根本睡不着，但我也不好意思说。”主刀医生还夸何青勇敢，“别人来做都喊疼，你却一声不吭。”
　　
　　“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不用拆线。”主刀医生术后告诉何青，采用的是皮内缝合术。东北口音男对主刀医生的技术“非常满意”。
　　
　　第三天中午，中介送何青走，离开前东北口音男给了何青两万元现金，“钱放哪里？”何青疼得几乎走不了路，在男子的搀扶下，何青上了车。整个过程同样被戴上了墨镜和帽子。
　　
　　20分钟后，车停在顺德碧江轻轨车站，何青被带到附近一个小旅馆里安顿下来，此时已经是2月25日下午。
　　
　　“好久没理发了，像疯子一样。”爱面子的何青忍着痛跑去附近先剪了头发。何青花250元租下一间出租屋，花9000元还了一半的信用卡债务，偶尔何青也会去沙县小吃店喝一碗乌鸡汤补补身体，后来实在无聊，又买了台电脑，换了新手机。折腾了一个月，何青的两万元钱所剩不多。
　　
　　“我有点后悔卖肾了。”何青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也有卖不出去的肾
　　
　　“那里面跟猪窝一样，连个被罩都没有，吃的是白菜土豆，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
　　
　　手术后次日，何青给他在中介等待“受体”过程中结识的朋友孙明发了条信息，“手术已做，一切顺利”。孙明想让何青到深圳和他们一起住，“都是兄弟，相互有个照应”，但何青婉拒了他的好意。
　　
　　跟何青相比，孙明的肾没有“卖”出去。
　　
　　去年上半年，孙明在连云港做水晶灯饰的生意，因为没有经验欠下8万元债务。孙明急于还债，无奈之下就想到了卖肾。“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觉得到期了没钱还给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2011年11月20日，孙明买了张火车票，一路从老家西安站到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天，因为没有配型成功，中介给了他400元路费打发他回去，不死心的孙明又辗转来到广东，在顺德碧江市场一带，见到了中介老板强子和他的手下董楠。
　　
　　“平时很少见到强子，只有在有人要做手术的时候才会看到他，主要是董楠在负责我们的吃住。”董楠原本也是来卖肾的，但是由于长期配不上型，就只能等待。后来慢慢发现，干中介有利可图，他就专职负责“养人”。
　　
　　孙明在中介的出租屋里住了3个月，一直没有配上型。和他抱着一样目的的还有六七个人。在此期间，孙明见到几个做完摘肾手术的人，“之前还蛮有精神的，做完手术后整个人脸色苍白，非常虚弱。”孙明心里开始犹豫。
　　
　　今年1月28日，马涛从深圳来到顺德，和孙明一见如故。在马涛的劝说下，孙明彻底打消了卖肾的念头。
　　
　　马涛和强子是东北老乡，以前又做过侦察兵，很快就取得强子的信任。“我想找到证据后，把强子抓住送去公安局，端掉这个团伙。”
　　
　　“我们在这吃住，行动不受限制。但强子很警觉，每次一有人突然走掉，他就要挪动一下。”马涛掌握了强子至少3个“窝点”。南方日报记者随后前往调查时发现，3处窝点都已经人去楼空，但是从房东老板的记录中，还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为了摸清地下中介的网络，马涛在中介窝点一共待了10天，跟5个完全不认识的“供体”一起，同吃同住同睡，“里面跟猪窝一样，连个被罩都没有，破棉絮，光板床，吃的是白菜土豆，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
　
　　卖肾的种种“理由”
　　
　　在做手术前，卖肾者的心情既害怕又兴奋，害怕是怕疼，兴奋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钱
　　
　　“在中介窝点，大家吃饭就故意浪费，开水一壶接一壶地烧，烧完冲厕所；饭煮两锅，吃一锅倒一锅，菜也是炒一盘倒一盘，我们5个人，两天干掉50斤米，一桶油。为什么这么干？因为我们‘供体’恨中介，恨死中介了。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你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马涛接触到的每一个卖肾者，无人不痛恨中介，但生活的无奈让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器官，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唯一还能支配的资本。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凡是卖肾的人，都会给自己找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但起码这个人的心并不坏。”每个人卖肾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缺钱。
　　
　　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
　　
　　董楠，25岁，陕西人。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因为头脑灵活，能说会道，董楠得到强子的赏识，让他做帮手帮忙“养人”。董楠喜欢上网玩通宵的网络游戏，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卖肾者的生活费。他还会发动其他的卖肾者去网吧，找更多的“供体”，成功找到一个就可以从中赚取500元“介绍费”。
　　
　　小丁，22岁，河南人。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来到中介窝点的当晚，被马涛和孙明劝回家了。
　　
　　阿管，24岁，广西人，从小被爷爷养大，一直待业在家。为了给爷爷买养老保险才准备卖肾。他打算等卖肾赚了钱，就租个房子，买台电脑，玩网络游戏赚钱，后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强子打发走。
　　
　　小张，25岁，广西人，之前在深圳工作，4张信用卡一共欠了5万元债务，一直表现得很忧伤，住了一晚后自行离开，走之前给马涛留下一封遗书。
　　
　　阿豪，19岁，广东人，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2和iPhone4s，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子3000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
　　
　　在做手术之前，每个卖肾者的心情极为复杂，紧张、兴奋、刺激、害怕。紧张、害怕是因为以前没做过这种手术，怕疼；兴奋、刺激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现钱，两万元。
　　
　　脱离了中介的马涛，在深圳一家学校做校车司机，而孙明则成了快递员，虽然工资不高，但他们每天过着踏实的生活，同时也在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步靠近。
　　
　　卖完肾的何青，现在仍然无法劳动，住在2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里，每天无聊地上网，玩着新买的手机，盘算着剩下的一半信用卡债务该如何偿还。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
　　
　　在全国，非法器官交易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地下中介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漳州、郑州、成都、南昌……在广东，主要是集中在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密集的珠三角地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珠三角一带的肾源，一半被强子所在的地下中介所控制。事实上，强子只是这个非法器官交易链条中的一个小老板，在他背后还有更大的老板。至于这个人是谁，具体做什么的，很少有人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他是东北人，拥有一家自己的私人医院。”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后，可以提成5万元。强子自称，2011年他经手促成肾移植的，就有100多例，“而且从来没出过事。”
　　
　　在强子的下面，就是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
　　
　　而一些私人医院的医生，为了挣外快，也愿意私下跟地下中介合作，“但相关的手术设备一定要够专业。这里面肯定有着高额的利润空间，否则谁会愿意铤而走险？”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近100万名依靠透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2011年，国内合法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足4000例。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的兴起，他们巧妙地搭建起自己的网络，并从中谋取暴利。
　　
　　寻找“供体”—提供食宿—安排体检—配型成功—签署协议—移植手术，这就是非法器官交易中介的典型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