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药厂涉足其中

　　杭州市破获的特大假药案件中，主犯丁某系医学博士，同案犯另两人均为医药公司人员。

　　近年来警方查办的假药案件中，一些具有医药、化工等技术背景或药企从业经历的专业人士染指其中，成为新的特点。

　　2010年6月，杭州市宣布破获新中国成立以来杭州最大的生产、经营假药案件，涉案金额3000万元。根据媒体报道，主犯丁某原任杭州某生物医药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他从上海购买了假药原料，组织人在地下窝点加工仿制了多家国外知名药厂的抗癌药品，在互联网上销售，称是印度、秘鲁等国生产的药品。

　　丁某系美籍医学博士，同案胡某系一家医药科技公司员工，高某系世界著名医药公司美国礼来公司的员工。

　　此外，也有正规药厂、化工厂、医药公司从事假药犯罪活动。警方发现河北、湖北等地多家药厂直接从事制售假药犯罪活动。而在上海一起制售假药案中，一家药企为主犯汪某研制配方，6家化工厂为其生产药粉。

　　警方介绍，假药生产流程被分解为若干环节，从包材印制到原材料生产再到压片成型、组合包装、物流运输环节，各地不法分子独立运作，按需勾结，共同组成完整的生产链条和庞大的违法产业，使得介入“药品行业”变得十分简单。

　　辽宁一起制售假药案中，犯罪嫌疑人供述，“卖这个(假药)和卖一般东西没区别，只要注意避开检查就行。”

　　“我在去年10月左右找了3个老乡帮忙，但是一两个月之后，他们就知道怎么干，另立门户了;后来他们找的老乡也出去单干，现在在这里当‘老板’的老乡，可能有几十个了。”浙江一起假药案的主犯张某曾自述，假药领域门槛低。

　　交易会成假药串联

　　药品交易会，甚至被戏称“假药交易会”，假药制售者从中串联生意。在药品生产、销售和流通领域，监管问题一直被诟病。

　　在药品生产上，一些药厂承接假药“来料加工”，一些非法窝点、“地下药厂”几乎完全脱离控制。多名犯罪嫌疑人向警方反映，“干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人管过我们”，甚至“买药的人要求退货，政府还帮我们调解过，也没处罚”。在药品销售上，一些医药公司竞标成功后，医药采购人员收受贿赂、“回扣”后采购假药，甚至医药公司自身购买假药。

　　在展会管理上，许多药品交易会、保健品交易会疏于监管，不法分子混迹其中散发名片传单，串联假药生意。辽宁、河南等地侦破的多起案件中，不法分子均在药品交易会上结识。

　　药品交易会，甚至被戏称为“假药交易会”,假药从中唱了邪戏。

　　今年9月底，上海市民张某因制售假冒“伟哥”获刑，他讲述，正是一次性保健品交易会上，他偶然得到一本产品说明书，详细描述了生产工艺及制作流程，带他走上了假冒“伟哥”之路。

　　此外，相关法律还存在空白、模糊地带。对于化工厂生产药品原材料，许多保健品含有药物成分，甚至标称疗效，应如何管理和处罚，地方药监部门和公安机关均反映缺乏法律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奋飞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目前假药发现难、查处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刑法修正案(八)解决了制售假药入刑门槛过高的问题，但对于假药犯罪致死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未作出相应司法解释。

　　另外，使用假药延误病情导致身体严重危害甚至死亡，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因果关系难以直接对应。李奋飞认为可适当修改刑法相关适用条件，在什么是假药和劣药的区分及治罪上给出明确解释。

　　有关法律专家指出，刑法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起刑点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危害相比显属畸轻，加之实践中，又多适用轻刑、缓刑甚至仅适用罚金，难以起到惩戒震慑作用。

　　也因此，据办案民警转述，制售假药行内甚至盛传，“有贩毒的利润，无贩毒的风险。”

　　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认为，假药屡打不绝，与行业门槛低、技术要求低、资本要求低等多因素密不可分，结合网络、游商、小广告等新特点，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在监管上，应创新打击方式，摧毁假药完整链条，增加犯罪成本和“入行”难度。

　　此外，曲新久建议，政府监管可提高信息共享力度，药品企业则可从生产技术上加大防伪力度，例如针对包材回收严重的药品，将包装改为一次性，加大假药生产环节和成本。

　　我告诉他们(加工厂)别吃死人，要加点能治病的东西，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吃。

　　——一假药案主犯

　　资料链接：

　　如何查询假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国务院综合监督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管理和主管药品监管的直属机构， 负责对药品的研究、生产、流通、使用进行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负责食品、保健品、化妆 品安全管理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查处;负责保健品的审批。

　　在网站首页具有“数据速查”查询入口，可分为“国产药品”“进口药品”“药品生产企业”3个方面，如果输入要查询的内容，就可以显示相关信息，如果数据库当中查询为“无记录”则可能为假药，应该谨慎购买，并向当地药监部门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