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彼得·皮奥特日前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表示，埃博拉病毒不断改变其基因组成，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病毒很快会发生变异，幸运的是，变异后的病毒也几乎不可能通过空气传播，但染病的人存活时间会更长，因为病毒并不希望宿主很快死亡。

在比利时收到染病修女血液样本

明镜：皮奥特教授，1976年，作为比利时安特卫普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你和你所在的团队发现了埃博拉病毒，请说说这一幕是如何发生的？

皮奥特：我记得很清楚，9月的一天，一名肯尼亚萨贝纳航线的飞行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亮晶晶的蓝色保温瓶和一封信，写信的医生当时在扎伊尔的金沙萨。他在信中写道，保温瓶中装的是一名比利时修女的血液样本，这名修女在扎伊尔北部偏远地区的小镇杨布库染上了一种神秘的怪病。医生请我们为修女的血液样本做黄热病测试。

明镜：时至今日，埃博拉病毒也只能在高安全性的实验室进行研究。当时你们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呢？

皮奥特：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所要面对的病毒有多危险，而且比利时也没有高安全性的实验室。我们只是穿了实验室的白大褂、戴上了手套。当我们打开保温瓶时，里面的冰块已经基本融化，其中一个试管还碎了。血液和玻璃碎片漂浮在冰水中。我们把其余的完整试管“钓”了出来，开始用当时的标准方法检查血液中的病原体。

明镜：但是修女的病似乎与黄热病病毒无关。

皮奥特：拉沙热和伤寒热也被排除了，那么会是什么？我们希望能从血液样品中分离出病毒。于是，我们把血液样本注射到小老鼠和其他实验室动物体内。起初几天，什么都没发生，我们以为也许是因为保温瓶制冷不足导致病原体被破坏。但是接下来，开始有动物死亡，我们开始认识到血液样本中一定包含有某种致命的东西。

明镜：但是你们继续研究？

皮奥特：修女很快去世了，她的其他血液样本陆陆续续地被从金沙萨送了过来。当我们开始能够在电子显微镜下观测到病毒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通知我们将所有血液样本送到英格兰的高安全实验室去。

明镜：最后，你们终于通过电子显微镜捕捉到了这种病毒的影像。

皮奥特：是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玩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的这种病毒很大、很长、像蠕虫。它和黄热病病毒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相反，它看起来像极度危险的马尔堡病毒。马尔堡病毒可以导致出血热，在20世纪60年代，该病毒在德国马尔堡导致几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

明镜：当时你们害怕吗？

皮奥特：当时我对马尔堡病毒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当时我不得不去图书馆查找有关病毒学的资料。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很快认定这不是马尔堡病毒，但是一种与马尔堡病毒有关的、不知名的病毒。我们还了解到在杨布库周围地区已有数百人死于这种病毒。

前往非洲追踪埃博拉病毒

明镜：几天后，你成为了第一个飞往扎伊尔的科学家。

皮奥特：是的。已经去世的修女和她的同事们都来自比利时。她们在杨布库开设了一家很小的教会医院。当比利时政府决定派人前往时，我马上自告奋勇地报名了。我当时27岁，感觉自己有点像个英雄。

明镜：你难道就没有丝毫的恐惧或是担心吗？

皮奥特：我们当然很清楚将要面对的是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它是通过体液传染的，更不知道它可以通过蚊子传染。我们穿着防护服，戴着橡胶手套，我甚至还借了一副摩托车的护目镜来遮盖我的眼睛。我大约取了10个病人的血液样本，我小心翼翼地不让针头戳到自己，以免染上病毒。

明镜：在这一点上你显然做得很成功。

皮奥特：嗯，但某些时候我也发高烧、头痛、腹泻……

明镜：类似埃博拉的症状？

皮奥特：没错。我马上想到，“妈的，中招了！”但后来我让自己冷静下来。我知道自己的症状和埃博拉是完全不同的，让我在隔离帐篷里呆上两周是愚蠢的。于是我就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着。我一夜未眠，但幸运的是，第二天我的状况开始好转，我仅仅是肠胃感染。

明镜：是你为这种病毒起了名字，为什么叫它埃博拉？

皮奥特：这一天，我们团队坐在一起谈到深夜。我们一边喝饮料一边讨论问题。我们绝不愿意将这种新的病原体命名为“杨布库病毒”，那将会使杨布库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墙上挂着一张地图，我们团队中美国小组的负责人建议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河流，可以用河流的名字给病毒命名。因为地图太小而且不精确，我们直到凌晨三四点才找到离杨布库最近的河—这就是埃博拉河。我们后来才了解到离杨布库最近的河不是埃博拉河，但埃博拉是个不错的名字，不是吗？

明镜：最后你发现，比利时修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传播病毒，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皮奥特：在她们的医院，她们经常用未经消毒的针头给孕妇注射维生素。她们这样做让杨布库很多年轻的妇女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我们告诉修女，她们犯了个可怕的错误，但回过头来看我们在措辞方面过于小心了。那家教会医院没能在埃博拉疫情暴发时遵守防治原则，她们大大地加快了病毒的传播速度。即使这次在西非暴发的疫情中，好多医院也不幸地扮演了与比利时修女们相同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