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必须正视上述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探讨应该怎样对症下药?我想从要领上来说还是可以有所考虑的。前面说到的医保“托底”，以后的远景似乎应该是：全社会成员均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还是他享受全社会统筹的医疗服务的号码(同时也是他个人的纳税号码)。最理想的状态是：这个人无论在哪儿，不论是在出差的状态、还是旅游的状态，有病了，进任何一家医院，提供号码，接受治疗，最后结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理想的“托底”，它能使所有的公民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范围之内，有病马上可以得到最便捷的治疗。而在此基础上，还有由大型的高水准的公立医院以及类似的非公立医院在健康竞争的情况下一起形成所谓医疗的选择性“网络”。我注意到，有专家发言所提到的概念是叫“医院联盟”———可理解为横向的联盟和纵向一直往下延伸到社区的联盟，再加上借鉴医药分开的国际经验作必要的机制化的改进。

　　除了有社区医疗，我认为也需要探索发展个性化的“家庭医生”机制。怎样合理转诊?应该是在有选择性的、多样化的健康竞争局面中，凭借医疗机构自己的公信力，使越来越多的服务对象自动地通过先到社区医院，或打电话咨询自己的家庭医生，然后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再进大医院找顶尖专家。这个过程不应是人为压出来、管制出来的，不是人为设置就可以马上执行的，它需要有一个培育社会公信力的过程，使老百姓认为这是一个对他最合理的医疗流程。另外，应该积极地发展有竞争力、能够促进我们医疗水平不断提升的多样化的医疗机构。高端的一些医疗形式，我认为在中国也同样要重视：低端“托底”的保障是现在的重点，但同时，我们不必讳言，中国一定要发展高端的、能够以后和世界前沿水平大致一比高下的这样一些医疗服务的主体与力量。

　　对应于三大问题，我们应该有三个推进，从财政支持的政策设计来说，前提是至少不能摆脱这三个大的基本取向。

　　总结一下我的这些想法，对应于三大问题，我们应该有三个推进：

　　第一个推进，是“健康的市场化”。公立医院改革和与公立医院改革并生配套的所有医疗机构的这些改革，没有一个健康的竞争环境，我认为是没有出路的。不要设想简单地靠“收支两条线”式的管理或者类似的思维逻辑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

　　第二个推进，在中国以后要推进实质性的“最低的官场化”的过程。不可能设想一个社会里边在医疗待遇方面不做一些特殊待遇的处理。美国对它的总统也有特殊的医疗人员来护理，来提供特别的服务。但在中国应该是非常明确的：需有降低医疗领域特定的“过度官场化”水平的过程，要使这种带有官场化色彩的医疗服务消减到最低限度，这要结合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三个推进，应该推进一种“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专业化”发展过程。这里边需要有很多机制性的设计：怎么样真正调动医护人员提高自己专业水准、服务水平的内在积极性，怎样培养现在基层更多需要的所谓“全科型”的医疗服务人员，怎样鼓励我们每年招收的为数可观的医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在毕业以后不是只考虑进大医院，能够服务地方、服务基层，使他们在中心城市工作中有去边远、欠发达区域“挂职”工作一段时间的合理程序?这些激励———兼容机制结合在一起，应该可以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专业化趋势，来支撑整个民族的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

　　最后，财政的支持可以归结到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追求公共资金运用于医疗中的绩效。前述三个推进如果能掌握得好，财政资金的投入支持所带来产出的绩效水平就比较高;没有这些机制方面的优化和提升，财政资金即使是大量使用了，但绩效却会比较低，那就不能给予较高的评价。所以，从财政支持的政策设计来说，我认为前提是至少不能摆脱前面所说的三个大的基本取向。

　　公民“看病难”问题仍没得到很好的解决，医疗改革应做好改善，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一难题，且在此同时，努力像“健康的市场化”推进，为公民营造健康的医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