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看病难”为何迟迟不能解决?

flower| 2013-01-16 09: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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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那么,这里我们现在已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考虑通盘设计的切入点?这个通盘设计千头万绪,我无力对它的一些细节发表评论,但是作为研究者的探讨性观点,我感觉现在人们所说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认识深度还明显不够。其实,“贵”和“难”都是在不同的特定约束条件下相对而言的。比如说“看病贵”,现在大家最不满意的就是一般头疼脑热的小病也贵;“看病难”是大家都想进最高水平的大医院得到专家治疗,而要得到这种治疗太难;等等。我们还需要在更深入的层面揭示问题。我认为至少可提出下面这三个较大的问题:

 

  市场化竞争对诊疗对象可带来选择性的好处的同时,也隐含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偏向“创收第一”的问题。

 

  一个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所谓“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前些年,在创收这方面我们看到了已带上、或者说已比较严重的唯利是图色彩的这样一些行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如要创收那是很容易的。我个人就有体验,比如说我曾经去治牙,这个过程中病人是很痛苦的,拖了很长时间。快到春节了,最后一个步骤———关键性的把牙植好这一步,医生表示要拖到春节以后,他建议(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必须服从)在春节之前他给我开始其他方面的、我认为不太重要的治疗,他认为应该一揽子把我口腔里面的问题都给处理好。

 

  那么,我就想到,我春节期间自己的生活质量要受到严重的影响。实际上我选择的是什么呢?我了解到别的医院可以继续把植牙这一步完成,我就脱离开这个医院另找别家解决了问题。在这种竞争环境里的可选择性,解决了我个人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治牙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是走了市场竞争渠道,也享受到了它带来的好处,但是再想一下,如果按照原医院的思路,对具体的“供方”来说,创收可以进一步地提升,而不少患病人士未必会像我一样“改换门庭”。我这是一个小例子,说明在市场化竞争对诊疗对象可带来选择性的好处的同时,也隐含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偏向“创收第一”的问题。

 

  “不行,有现金就办,没现金就不行,这是制度。”这是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吗?我绝不认可。

 

  第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叫“过度官场化”。中国的传统体制遗留的很多东西在医疗领域里边仍然存在,不能回避。比如说,我们医疗机构在公立医院概念之下,仍然有衙门作风,它特别讲究“我这里有规定”。我们看到这样的案例,有人出了车祸需要急救了,这一包血要输下去,命就可能抢救过来。这时候已经是夜间,值班的人告诉伤者亲友:“你要先交钱。”他说:“对不起,我身上没有现金,现在又没有银行能取,我把手表、手机押在这里,希望你们先把血给伤者输进去。”但回答是:“不行,有现金就办,没现金就不行,这是制度。”这是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吗?我绝不认可。这是衙门作风啊。要是市场化的话,他应有的反应是:“好,反正你有抵押物,明天这个钱就能收进来了,我就增加收入了。”市场化恰恰是有动力更多地做这种事。但是,这里碰到的是衙门作风,可就是这样的反应了:“我这是有规定的”———规定不给现金就不能输血。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医疗待遇三六九等。等级特权的问题,是中国现实存在的。现在仍可见一个人是个什么什么的副部级职务,但是,后边有括弧注明:(正部级医疗待遇)。为什么会这样?医疗待遇已经成了一种与行政职务、社会地位相伴随的特定权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自成体系”,如“高配一级”以示不同于一般。那么,上行下效,中央和省里既然有,市里、县里都可以有自己规定的特定医疗待遇,到了乡镇里也可比照———有的乡镇居然还设立有“高干病房”。人家问:“你这里有什么高干?”回答说:“我们乡镇级就没有高干了?我们这儿靠上的都是高干。”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觉得在现实生活里边,必须意识到它是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优化方向的,但它确实存在,它属于医疗领域一种过度的官场化。现在种种的特别待遇、特别护理,也往往是以潜规则的形式、以它自发生长出来的形式在现实中存在的,植根于行政权力和“官场文化”的。

 

  它是一种我们现在存在的物质条件上升、但是专业水平没有相伴随上升的一种“非专业化”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称为“医疗服务的非专业化”。有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这种不符合职业道德的案例仍然还可时常听到。有一种例子,可能属于少数医护人员心术不正,这是个别现象,但它确实存在———即出于某种原因要报复他的服务对象,比如说在媒体报道中听到的“缝肛门”案例,曾经闹过轩然大波。或在医疗处理的过程中给你制造别扭。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并不是心术不正,而是职业道德层面相关联的敬业态度和专业水平不到位。比如一个案例,没有死的婴儿给按死婴处理了,好在有一个偶然的原因,人们发现这个孩子没死,又给救回来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合在一起,它是一种我们现在存在的物质条件上升、但是专业水平没有相伴随上升的一种“非专业化”问题。原因何在?和我们的激励、约束、管理,以及我们现代化过程中要追求绩效所伴随的机制问题未解决好,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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