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医疗情况下，公立医院的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并生配套的所有医疗机构的改革还不够，仍需加强。而公立医院改革第一个推进的是“健康的市场化”，并推动解决公民“看病难”的问题，为公民营造一个健康的医疗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被人们称为“就职演说”的讲话里面说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具体到“民生改善”上面，在中国老龄化社会这一历史阶段来临，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情况下，实际上“民生改善”中有种种新的矛盾和挑战。从人本立场来看，说到源头，人的美好生活是和医疗保障不能够分开的，而且在这个“中等收入”加“老龄化”的特定阶段上我们“医疗的改进”会合乎逻辑地成为“民生的改进”之重中之重。同时，还要意识到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以及它的可持续的高质量———这个质量还应该是处于不断优化提升过程中———这样一个结合，所涉及的医改问题，是全世界的难题。据我的了解，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可以稳定地、持续地得到高度评价的先例。

　　那么，在中国，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我调研不够全面，只能作为研究者提出一些要领，谈谈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公立医院改革”这个题目的一些考虑。

　　从现在已经推进的新医改来看，基层的“收支两条线”的机制已经建立，我们不再展开评价它了。但是，我想比较直率地谈一点，这样的一种机制恐怕只能适合于基层。“收支两条线”就是把基层的医疗单位实际上看作和公检法一样或相类似的公权单位，对它的约束、规则这方面的控制，由此可能比较容易到位。但是，它的内部激励机制却很难能够合乎理想。在基层已有了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之后，我们今天讨论的公立医院的改革，则是绝对不可能照搬基层经验的。

　　公立医院改革需要更多地考虑在提高民众对于医疗保障覆盖面的满意度的同时，必须得到一个可持续的支撑机制，使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内在激励机制非常重要，它必须是面对公立医院这个概念下这些医疗供给主体怎么改革，实际上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进程中非公立的主体也必然要进入医疗卫生领域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实现良性互动。我的理解，谈公立医院改革，实际上就是谈整个医疗领域里的这些要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的通盘改革。这样的改革，我认为需要在由政府牵头提供的“托底”的医保基础之上，形成一种全局性健康竞争的机制，它应该是多层次、多样化地提供出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改善民生”所需要的多样化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