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从2014-2030年新增加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到顶，我国顶峰人口数量也就是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认为“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是危言耸听，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五普”以来，随着国家人口发展完成了人口转变，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国家人口战略人口预测的结果，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比预想的更严重。近年来，虽然有较多学者提出应该而且可以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的改革，但是今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的是“单独两孩”的生育政策。该政策到目前为止的实施效果是，全国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到8月底，只有70万对申请生育二胎。全国不同地区“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后的新增加生育的情况基本都远低于预期的水平，证明符合“单独两孩”政策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是不高的。这也说明，“单独两孩”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政策调整，职能部门所担心的“单独两孩”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反弹并没有出现。

对“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效应具有一定的预判失误的原因，一是政策变动效果的跨年度效应，政策影响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影响；第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进行生育预测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具体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我们也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的独生子女一代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因此，在符合两孩政策的人口群体中具体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一些已见的研究证明这个比例在20-30%左右。符合“单独两孩”政策家庭年度申请二孩生育的比例也被证实非常低，不同地区数据表明基本在5-8%之间。

“单独两孩”的生育政策调整仍然是一个相对滞后的政策调整。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作为一个“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我们可以以此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进行预判。那么，目前进行的单独两孩政策及其实施结果，仍能对未来生育政策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和决策支持。

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仍然持谨慎和“没有时间表”的态度。本研究利用已有的数据来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带来多大影响，从而为生育政策改革决策提供依据。

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所有家庭夫妇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单独家庭在“单独两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是类似的，那么，按照目前的1100万“单独家庭”在“单独两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可以推断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

为了估计这种生育行为影响，研究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NM)的分析工具，这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类似一种倒退上去的队列总和生育率，它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生育水平衡量的指标。当然这个指标也没有考虑移民效应、母亲一代人口的死亡等等。我们主要目的不是衡量这种生育率水平究竟和时期总和生育率(TFR)谁高谁低，而是以此为工具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生育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对当前国家人口和生育来说，存在一个基本能够反映当下生育政策约束的“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NM1)。例如我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可以将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人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万的比值1.67作为“单独两孩”政策前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包括了“单独两孩”家庭中申请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儿数，和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人中符合单独政策的人口数，构成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NM2)，这是所有单独两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同时考虑了单独两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和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所构成的第三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人口比”(NM3)，估算的是由于“单独两孩”政策后对总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因此，通过NM3和NM1的比较，基本能够反映“单独两孩”政策后对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并能够近似判断TFR增长变化的情况。

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我们用“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估算“单独两孩”政策调整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如果按照“六普”数据计算的我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为1.18，那么“单独两孩”政策可能使得我国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上升到1.25；而“全面放开二胎”会使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上升到1.27。这个结果仍然是极低水平的生育率。

对于2010年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有不同的分析判断和技术调整。按照王广州估算的201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4为较多学者所接受，那么可以推算，“单独两孩”政策后使我国总和生育率上升到1.48，“全面放开二胎”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就只有1.51。这个生育水平即使放在全球的标准来看也是较低的，也远低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这也说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确实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东亚诸国家地区类似，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难反弹”的风险。对生育政策调整会带来显著的生育反弹的担心是不必要。从长远来看，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风险不是生育过高的问题，而是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放开二胎的限制，使得生育行为背后的政策枷锁逐步脱壳。

在1980年代我国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人以上，特别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的推移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数达到2500万以上，而1990年以后总体上出生人口数是快速下降的，目前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开二胎”，也就是按照NM2来生育，那么通过“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结合在过去各个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数，可以近似推断在平均生育年龄以后的未来各个时期“全面放开二胎”的新增加生育人口。

预测表明，“单独两孩”政策下在2014年大约年出生人口数会达到1983万，“单独两孩”政策会使每年新增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多出生6.3%左右，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效应是会带来每年新出生人口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从2014-2030年新增加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到顶，我国顶峰人口数量也就是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认为“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是危言耸听，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生育政策的未来改革

如果我们将“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作为一个政策试验来预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影响，结果表明，我们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破解人口总和生育率仍然在1.5左右的“低生育率陷阱”。因此，不必过分担忧生育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反弹效应，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

我们也看到，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反弹大约会增加6-8%新增生育。“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比“单独两孩”多增加的人口是有限的，如下图表明，"单独两孩"和"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并没有显著差别。这也再次说明，从“单独两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渐进改革是“过于碎片化”的谨慎，实行"单独两孩"仅仅在于政策调整试验上有意义。鉴于“单独两孩”到“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实际上我们可以立刻实行“全面放开二胎”，这对于生育反弹的影响不大，而且对于人口总和生育率提高也影响不大，人口总和生育率仍然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今年2014年出生人口预期会达到1980万，明年和后年出生人口也会有显著增加，以及“十三五”前四年的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相对较高，都在2000万人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人。这也不必要过分担忧。实际上即使没有生育政策调整，也会出现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要担心千万不要将这个人口出生显著增长归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同时，我们要看到即使在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而且在2019年以后，随着上一波生育高峰开始下降，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随之快速下降。

如上的研究说明，从现在开始立刻进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但是即使“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其实并没有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体的生育意愿。“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然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仍然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从充分满足人民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需要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在这个时候，我国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就能完成过渡期任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最后一年的2019-2020年，因为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数都会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应下维持较高水平，会增加政策决策者的不确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的年出生人口数就会显著下降。利用这一年开始推动实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够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能够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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