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大修 如何衡量处罚力度
网上购买食品出了问题怎么办，以前，食品安全法中并无明文规定。草案明确，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
“虽然消费者不跟第三方平台直接发生交易关系，但食品销售商是入驻到电商里面的。消费者是相对弱势的群体，食品出现问题之后，不可能非常具体地追究销售食品的厂商的责任，这对消费者来说成本太高，所以要为消费者提供比较便捷的途径，直接找规模较大的电商便是其中一种。”胡颖廉解释说，“此外，消费者之所以会选择这里的商品，最先看重的是这个电商平台的信誉。所以总体来说，这项规定还是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
食品本身的价值与不安全的食品带来的健康损害是不对等的。如果吃了3元的冰棍，导致肠胃炎，去医院治疗可能要花费300元甚至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给厂商规定一个比较严苛的义务，让消费者在法律当中得到一个相对公平的保障。”胡颖廉说，“有些生产经营者规模比较小，消费者就要去追究大的机构的责任，比如电商平台。可以找生产者也可以找销售者，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这是立法很好的体现。”
管理边界理顺，能否终结九龙治水
“这次修法理顺了食品安全监管的边界，在法律层面终结了‘九龙治水’的局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前，监管部门的职责并不清晰明确，导致有些领域“多人管”、有些领域“没人管”，出现监管盲区的现象。朱毅拿土豆举了个例子。一个土豆放在集贸市场上卖，属于初级农业产品，隶属农业部门管理；如果这个土豆放在超市里卖，工商部门又来管；土豆制成土豆泥罐头，质监部门要负责；土豆摆上餐桌做成土豆丝，食药监部门得管理……如果是一根豆芽，又可能出现谁都不管的局面：农业部门认为绿豆属于初级农产品，豆芽是加工品；质检部门则认为豆芽仍属于初级农产品。
“如今，这些部门与食品相关的管理工作统筹到食药监部门。”朱毅说，“以前，业内习惯称之为‘非常5+1’——卫生、食药监、工商、质监、农业，再加上处于金字塔尖的食安办，相互之间各自为政，无法做到职能之间的无缝衔接。”现在，若通过法律形式将各自职能固定下来，由食药监部门统筹，将避免相互之间的推诿和扯皮。针对几个部门管不住“一杯奶”、“一头猪”现象，去年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整合工商、质监等部门的食品监管职能。这次草案以法律形式将各方职责固定下来。
朱毅强调，这次修法体现了政府简政放权的思路。政府既不是保姆，也不是保安。既不包办代替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活动，也不只是一味地管与罚。“增强共治观念，提高市场主体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朱毅说，每个人都是食品安全的参与者，出现问题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猫和老鼠，也非一根绳上的蚂蚱。
胡颖廉也十分赞同社会共治的理念。他认为，社会共治的理论基础是，食品安全首先是生产出来的；其次是监管出来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吃出来的。生产对应的是生产者；监管对应的是监管者；吃对应的是社会普通的消费者。这几个利益相关方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过程中都应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次修法，方方面面都贯彻了这样的理念，比如说加入了举报奖励，其实原来也有，这一次将其细化、坐实。希望鼓励社会民众或者是行业内部的人士主动出来揭黑。揭露内部的潜规则。”胡颖廉说，“再比如，风险评估的时候建立公开透明的平台，鼓励公众参与，献计献策。原来，监管执法的信息更多地掌握在监管部门手中，将来要完全向社会公开，有了这些信息，消费者就可以根据它们选择商品，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把好的企业留在市场，不良的企业淘汰出去。”
专家们口中的社会共治，是让市场中的每个参与主体都能主动加入保障食品安全的行列中来。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王雅琴认为“重典治乱”的目的不是罚，而是确保食品安全，其关键应当在于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政府失职将被问责，目的不是问责，而是确保食品安全，其关键应当在于加强对政府履行监管职责的监督。
朱毅强调，不能一味追求“严”，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执法过程中要以人为本，别让从业者感觉自己是“过街老鼠”，在法律不能覆盖的地方还要强调道德和爱心。将自律和他律完美结合。“要让食品企业生产时，像在给家里人做吃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