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镉污染地图

重金属污染村庄不断涌现

民众无法从政府得到环境安全的警示和资讯，可见的只有媒体陆续披露的案例。

较之于福建冷水坑村这样200多人的小村庄，广东省韶关市上坝村是一个更闻名于学术界的重金属污染村。由于自然条件优越，上坝村早年间曾物产富饶，但受附近大宝山矿场重金属污染，农田土质变差，作物重金属含量超标，粮食减产乃至农田无法耕种;患皮肤病、肝病、癌症的村民也越来越多。这里渐渐从鱼米之乡变成癌症村、贫困村。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年至2000年，上坝村死亡的250人中，50岁以下的有160人，占死亡人数的64%;因癌症死亡的有210人，占死亡人数的84%，最小的癌症死者年仅7岁。

江西省乐平市洛口镇戴村是污染的另一样本。在邻近村庄的乐安河上游，江西铜业集团兴建有多家矿山，包括中国最大的露天矿山——德兴铜矿。根据乐平市政府的调查，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上游有色矿山企业的生产，乐安河流域每年接纳的“三废”污水排放总量达6000多万吨，废水中包括镉、铅等重金属在内的污染物种类有20余种。长期污染已造成数千亩土地歉收或绝收。有报道援引村民的说法称，戴村已有癌症患者70多名，村里每年有四五人死于各种癌症。近20年来全村没有一人通过征兵体检，主要为肝功能不合格。类似的重金属污染案例还在湖南省湘江流域、广西自治区龙江流域不断出现。这些案例多见于乡村，不代表城镇居民远离了威胁。重金属污染土壤与水源后，通过多种食物链逼近所有人。

与其他有机化合物的污染不同，重金属污染很难自然降解。不少有机化合物可以通过自然界本身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净化，降低或解除有害性。但重金属具有富集性，如铅、镉等重金属进入土壤环境，会长期蓄积并破坏土壤的自净能力，使土壤成为污染物的“储存库”。在这类土地上种植农作物，重金属能被植物根系吸收，造成农作物减产或产出重金属“毒粮食”、“毒蔬菜”。

以重金属元素镉为例，粮食类的镉污染大户主要是大米，水稻吸收镉能力较强，而且积累在籽实中。长年的污水灌溉，会造成灌溉引水渠底及表层土壤中积累大量的重金属。水稻极易吸收从而镉含量超标。长期食用镉超标的稻米，会损害肾功能，使骨质变得脆弱，提高致癌性。中国水稻镉污染的官方数据较少。2005年，环保部在调查广东省上坝村癌症高发情况时，证实该村水稻镉含量超标。2010年底，大陆媒体报道的“广西阳朔镉米事件”开始令“镉米”走进公众视野。

透过已披露的研究文献只能看到部分稻米镉污染的程度，一项针对江西省贵溪市某冶炼厂综合堆渣场周边的稻米重金属含量测定显示，19个稻米样品，镉的超标率达100%。稻米镉含量最大值为7.51mg/kg，超出标准值0.2mg/kg30多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廙的课题组曾调查华东某镉污染区，检测稻米、蔬菜和鱼虾的污染状况。在他们的调查样本中，大部分稻米镉含量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值，超标率为80%。稻米镉含量最高值接近3mg/kg。其他农产品，蔬菜的镉超标率为60%，鱼虾的镉超标率也达到20%。

污染损害健康各地频现中国的工业性环境镉污染人群健康危害调查研究主要在1980年至1990年期间，有的调查仅当地卫生防疫站人士主导完成。90年代后，中国只在少数污染区进行过居民健康危害的调查。

在近期出版的《镉毒猛于虎》一书中，北京交通大学长期研究镉污染的副教授柯屾总结了国内11个省20多个地区的镉污染健康损害研究。柯屾指出，这种污染损害以华东某镉冶炼厂附近地区以及贵州赫章地区最为典型。被匿去名字的华东地区某镉冶炼厂(前述复旦大学教授金泰廙的研究地点)于1961年建成投产。该厂的工业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工厂前面的河流，年排放量约10万吨。1985年起，虽然该厂对废水实行闭路循环，仍造成周边水系污染。露天堆放的废渣经雨水冲刷进入河道，也加重了污染。学者发现，该冶炼厂污染区的男女人群血镉、尿镉、总镉均显著高于对照区。在尿镉、血镉超过一定浓度后，骨质疏松患病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这与日本当年“痛痛病”镉中毒事件人群的调查结果一致。此外，尿镉水平与肾功能损害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部分研究还表明，长期接触镉可对人心血管功能产生影响。

国内另一个典型的镉污染区出现在贵州省赫章县。1984年贵州省环境卫生监测站的调查发现“人群镉摄入量超出限量值，有4例慢性镉中毒病例”。1987年—1992年贵州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通过调查，提出“未来一二十年会有大批慢性镉中毒公害病病人出现”。2006年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和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的联合调查提出，“赫章环境镉污染严重，居民健康受到损害，已出现公害病迹象”。虽然赫章的污染损害程度尚不及日本当年的镉污染“痛痛病”事件，但国内大量其他的重金属污染村庄尚未查明具体健康损害情况，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难以得到确切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