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　
　　维权艰难
　　
　　5月31日，罗仕清等5人来到白云区信访办，想申请法律援助。信访办的一名律师告诉他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但是整个过程耗时较长，不建议走这条路”。
　　
　　该律师称，走法律程序，需要自己备齐材料，法院审查受理之后，再交给仲裁委仲裁，这需要2个月的时间；判决下来后，如果工厂老板不服，再起诉到白云区法院，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最后，若老板仍不执行判决，强制执行所花时间则不确定，一年、两年，甚至需要三年。
　　
　　对于老板已经跑路的情况，该律师无奈地告诉患者家属，无法进行劳动仲裁和起诉。“在法律上，谁雇佣谁负责，现在责任人都没有了，能怎么办？”
　　
　　该律师还建议，由于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发的改正指令书还未执行，因此，患者家属可找白云区劳动监察大队要求执行，“指令书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如果老板不履行，政府部门可进行罚款”。
　　
　　随后，众多家属来到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可该局工作人员称，如要执行改正指令书，必须先做劳动能力鉴定。
　　
　　实际上，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医疗终结期满(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接受劳动能力鉴定。也就是说，要做劳动能力鉴定，必须先出院。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们出院，我们也想出院，可是我们真的不敢啊！”罗仕清十分无奈，“走法律程序我们拖不起，不走法律程序我们又协商不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特写
　　
　　七旬老母独自护理病儿
　　
　　聂四荭，34岁，湖北赤壁人，在病床边照顾他的，是从农村老家赶过来的71岁老母亲。
　　
　　现在住院的16人中，聂四荭的情况最严重，经过半年的治疗，尽管意识已经恢复，但他仍然说不了话、下不了床、生活不能自理。
　　
　　朴实的农村老太太从未想过自己会踏入繁华的广州城，但她却也没有机会见识大城市的美。“不敢离开医院太远，不认识字，也不认识路。”
　　
　　儿子住院的这半年，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病房和8楼的走廊。周围照顾病人的家属都是几个一群，无聊的时候还可以聊天解闷，但她总是默默的一个人。“别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别人也听不懂。”
　　
　　老太太一共有5个孩子，其余4个都已经结婚生子，生活都不富裕。弟弟出事后，两个哥哥都过来照顾过一段时间，可是家里事情太多，最终只能抹着眼泪离开。“有自己的家，有老婆，还有仔要养。”
　　
　　聂四荭是最受疼爱的幼子，本来打算去年年底结婚的，但出事后，女方家人过来看了一次就再也没出现。
　　
　　现在，药物的效果和巨大的压力使得他脾气越来越暴躁，走不了路，他用头撞病床的护栏；说不出话，他用不灵活的手掌拼命撕自己的喉咙。
　　
　　“我知道他心里难受”，开始的时候，老太太整日以泪洗面，可现在，她从不在儿子面前流一滴泪，“我哭，他更不舒服。”
　　
　　由于无法忍受聂四荭的坏脾气，同房的病友陆续搬了出去，空荡荡的病房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可即使这样，老太太也不敢睡在旁边的空床上。“一个晚上45块钱，我没有钱。”这半年的时间，她每天都睡在折叠椅上，“背和腰很疼。”
　　
　　回想自己这一生，老太太心里全是苦，父母双亡，8岁的她带着弟弟乞讨长大，好不容易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本该享清福了，可是，“他爸爸突然走了，他又出了这样的事”。
　　
　　看着别的病人都陆陆续续地学会走路了，老太太心里很着急，但是瘦小的她根本扶不动越来越胖的儿子，更谈不上搀扶他练习走路。有人建议她去请护工，老太太不知道护工是做什么的，但她知道“护工是要钱的”，而他们早已负担不起。
　　
　　聂四荭出事后，工厂老板很快就跑路了，“都是湖北老乡，不知道他怎么这么黑心”。因此，她很感激政府每个月给的3000元生活费，“我过来的时候找别人借了钱，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费省一点，就还给别人一点”。
　　
　　她不知道儿子能不能好，究竟什么时候能好，但她还在憧憬着，“等他好了我们就回家，种点菜总还可以养活自己”。想到未来，她颤抖着背过身去，偷偷抹去了眼角浑浊的泪。
　　
　　医院：百万医药费不知找谁要
　　
　　深受困惑的还有广州市十二医院的副院长刘移民。据介绍，这16人刚住院时，都是自行垫付过近万元的医药费。此后，在相关部门的介入下，十二人民医院为他们开通了绿色通道，不仅垫付了医疗费用还陆续启动了职业病鉴定程序。
　　
　　刘移民称，到昨日为止，医院已经为这些患者垫付了100多万元医药费。“根据相关条例，这些医药费应该是由所在工厂来出的，即使工厂老板跑路了，也应该由所在街道办和当地民政部门来买单，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该找谁要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