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年轮的村庄
　　
　　现任“村长”是村里百余户家庭的户主用玉米籽“投票”产生的。
　　
　　问到女儿的出生年月，眼前的李绍林想慌了神。46岁他的拥有9个孩子，他只记得女儿李美珍大约在10岁左右。
　　
　　他住在侯志强家旁边，因为两家都有九个儿女，被村人看成是“多福”之家。但事实上，李绍林的家就只是一间低矮的石棉瓦房，墙壁是用竹子和木板编成的，目前他与妻子和六个2到13岁的孩子住在一起，“下雨就会飘到屋中”。
　　
　　像李绍林这样记不住孩子出生年月的人很多，甚至很多年轻人都说不清自己是哪一年结婚的。老人们笑着说，记得那么清楚有什么用，只要记得“和村长的二娃娃是一年的”，就可以啦！
　　
　　多数的家庭都没有电视机，村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会议，或者政策宣讲。在这个离开远城十五分钟路程的山村里，时间已经变得不再敏感。
　　
　　甚至，马土坡上人家的墙壁也显得“干净”，没有标语，道路上也没有横幅。当然，村里有4户人家都还住在茅草房里，斑驳的泥土墙壁根本画不上油漆。由于是“黑人黑户”，无法管理，超生成为普遍现象，几乎家家的孩子都有四个以上。今年大旱，李绍林耕种的数十亩土地仅能收获4吨玉米，虽不用纳税，但交完租金，粮食也剩下不多，需要养活9个孩子的他也不知道明年怎么过。
　　
　　“村里不能这么下去了！”有着初中文化的杨有林意识到如果没有教育的话，马头坡就彻底完蛋了。1991年，全村的村民用黄泥土筑起墙壁盖了一间房子作为村里的小学，杨有林就成了村里的第一个老师。侯志强把儿子杨春明送到了学校，他后来成为马头坡上的第一个中专生。
　　
　　当时，马头坡村民借着帮助林业部门看护山林讲条件，由当地林业部门出钱购买学生的课本。而作为老师杨有林的酬劳则是不论家里有几个孩子，每户每年给他二十斤玉米和半斤煤油。第一届学生容纳了村里6岁到14岁的孩子，总计有五十多人，附近村庄不少“黑户”也把孩子送到了这里。
　　
　　另一方面，村里关于土地纠纷也越来越多，村民想要选出一个“村长”方便调解矛盾，另外帮助村民争取“政策”。现任“村长”刘忠祥是2007年7月31日，村里百余户家庭的户主用玉米籽“投票“产生的。当时他获得的玉米籽最多，就成为了新一任“村长”。
　　
　　刘忠祥说马头坡的“村长”都是“只管事，不收钱”的，他不接收上级村委会的薪水，也不从向村民收取辛苦费。在前任“村长”的争取下，2004年村里面通了电，但用电价却是每度0.55元，而一般农村用电每度仅0.402元，另外每户还得给村里电工每月1元的补贴。村民还自己动手修起了水塘。
　　
　　但这种改变还是非常缓慢，村民们微薄的力量根本无法跟得上其他附近村庄的步伐。由于户口问题，杨有林发现绝大部分学生读完村小之后，就辍学回家了，上到初中的几乎没有，在任教8年后，村小解散了。由于没有自来水系统，村民目前的生活用水都必须从城里购买拉回坡上，一桶1.5元。
　　
　　“村里要推广经济作物也会发种子给马头坡的住户，但效果不大。”三台铺村委会主任熊正义介绍说，村里也会尽量帮助这些“黑户”解决子女上学的问题，但在力量上仍然捉襟见肘。
　　
　　2010年，马头坡所在的三台铺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400元左右，而马头坡村民中不少家庭的总收入还不足千元。
　　
　　牛粪和草上面放着课本
　　
　　村里女孩子十一二岁嫁人很平常。
　　
　　现在的马头坡上，最漂亮的房子就属澳门慈善人士在2008年建立的道明小学了。这个小学只有一三四，三个年级，总计78名学生，没有户口的孩子超过三分之二。因为人数不足停招，二年级就缺失了。
　　
　　在这所学校读书，家长不用缴纳任何学杂费，现在村里面的孩子都会在这里完成启蒙。学校两层小楼粉红色的墙体看起来温馨异常，而在楼下玩耍的孩子们多数却衣衫褴褛。李美珍13岁的哥哥李光亮已经从学校辍学回家放牛，她和两个弟弟目前仍然在学校里读书。
　　
　　从建校开始就在村里任教的王海芬特别心疼李美珍，这个小女孩学习成绩不错，懂事勤劳。她每天下午回到家，还需要给四个弟弟烧火做饭，而且需要给村里面一个留守的老人做饭，获得很少的酬劳帮补家用。小美珍才9岁。
　　
　　小美珍之前曾退学，王海芬到家里做了家访，她才又回到学校，虽然成绩很好，但在四年级辍学已成必然。她的两个姐姐已经在很小的年龄嫁人了，目前家里需要她照顾弟弟。王老师说，在村里女孩子十一二岁嫁人很平常，她教过一个叫刘芳梅的女孩子，四年级辍学回家不到半学期，就嫁到了外面的村庄。
　　
　　“他们的父母没有认识到教育的重要，也没有那个能力。”王海芬痛心地说，就是家长有意愿学生们也最多读到初中。没有户口的孩子，无法参加中高考，也不能享受义务教育阶段的减免。这些年她在村里走访发现，马头坡村只有一个人读到了高中以上。
　　
　　曾经是民办老师的杨有林，一直希望自己能把孩子送入大学，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学习成绩都很优异，孩子们的奖状都被他用塑料袋保存了起来，一层又一层。家里条件有限，五个孩子只能和牛住在一间屋子里。午后的光线穿过房顶的缝隙，照射出屋内悬浮的灰尘颗粒，扑鼻气味让人不能呼吸，孩子们的床就和牛的草窝一起，床沿前都是牛粪和草，上面整齐地放着一小叠课本。
　　
　　上初中的大儿子会经常意识到自己是没有户口的孩子，感到不自在。有时候，谈到能不能继续上学的问题，父子只能围坐着默默地淌泪。对于未来，他不敢想象，“就怕孩子们恨我”。
　　
　　缺乏教育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刘忠祥介绍说2010年村里就有三个小青年在开远城里“抢钱”，被公安机关拘捕了。这些孩子几乎没有任何登记。
　　
　　李绍林的儿子去到开远城里之后消失了，由于没有户口也没法报案，他只是听人说孩子被拐进了传销组织。遇到村里人打听他儿子的下落，他都会忽然噙着泪说“在桂林”。
　　
　　“父母双亡”求户籍
　　
　　父母生下了自己，而现在为了“证明”自己，却要说父母亲都死去了。
　　
　　在侯志强的大家庭里，第七个儿子杨春明一直是家庭里的骄傲，他是马头坡第一个中专生。如今他在开远的一家企业工作，穿着洁白的运动衫和球鞋，干净清爽。27岁的他说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就是想住在城里。
　　
　　本来没有户口本，他不能参加中考，求学心急的他和父亲就只能去求户籍部门，开远警方给发放了一个暂住证。凭着这个证件号，他参加了2001年的中考，并以524分的成绩考取了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小学师资班（大专），他觉得自己的教师梦近在咫尺。
　　
　　可是没有户口及身份证，学校根本不接纳他，侯志强带着他四处求告，没有效果。后来经过别人介绍，他去到昆明推拿职业学校读了中专，这里没有查他的身份证。毕业后，拿着中专学历证书的他胆气大了，直接去了公安局申诉户口问题，当时公安机关特批给了他一张身份证。
　　
　　而他的哥哥们，却没有这样的好运了，每到结婚的年纪“家里都需要卖了牛和拖拉机”，才能缴清帮他们办理户口的“社会抚养费”。由于开远市不接纳，他们只能回到屏边县去办理身份证，而回到开远，他们仍然是异地居住的“黑人黑户”。
　　
　　后来，户籍管理进一步严格，必须要出示父母的身份证明，才能办理子女的户口。2007年，杨春明的哥哥春云要结婚，拿着3000元回去屏边办户口。当户籍机关坚持要春云拿着父亲侯志强和母亲的身份证才能去办，这意味着办一张户口的成本将高达万元，就是搭上家庭全部积累也不够。在之前几个儿子结婚时，侯志强的家庭已经数次倾尽所有了。
　　
　　杨春明灵机一动，春云可以谎称“父母双亡”的说法规避高额的“社会抚养费”，他让哥哥以自己的名字办理身份证，这样春云“结完婚不用身份证了”，他也可以拿着用了，因为他之前获得的身份证遗失了。
　　
　　户口办了下来，全家欢庆，侯志强和老伴儿也很开心，家里省了好几千块钱。杨春明觉得心里堵得慌，父母生下了自己，而现在为了“证明”自己，却要说父母亲都死去了。
　　
　　现在最让侯志强操心的就是老八杨春华了。这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上学没认识一个字”就回到了家里帮手农活，劳作的双手布满了皲裂的黑色细纹，沉默寡言的他几乎从不表达自己。
　　
　　每天做完农活，他都会用洗衣粉将头发洗一次，梳理成中分的样子。然后，不动声息地换上城里买来的潮流服装，在衣柜镶着的镜子前照了又照，衣柜已经被熏得漆黑了。这是他一天最为休闲的时刻，坐在门前的土堆上，看着山下城中的路灯亮成一排排，霓虹闪烁。
　　
　　他说自己曾到城里的网吧去过四次，因为没有身份证他没能上机去玩这里年轻人最爱的“劲舞”游戏。“朋友玩，我就站在边上看。”他语气中恍然有些失落。
　　
　　在今年传统的花山节上，杨春华认识了一个18岁的开远姑娘，他害羞地说已经在谈婚论嫁了。这让年迈的侯志强觉得又喜又惧，能亲眼看到儿子们成家是他的福气，他并不忌讳“再死一次”。只是“上户口”需要的数千元费用，会让这个家再度回到贫困。
　　
　　三台铺村委会主任熊正义也对辖区内这个马头坡感到头疼，虽然村委会无权管辖马头坡的住户，“但事情来了也分不清楚”。
　　
　　2011年8月16日，开远市出台了一个自发移民管理实施方案，对他们提出一些扶持政策。“住户都来自周边各个县市，户口的问题在开远是解决不了的，需要省里或者红河州里做出安排。”常年帮村民跑户口问题的熊正义觉得“落户”太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