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6000余人成黑户 村民不能上学不能合法结婚

phoebe| 2011-10-28 15: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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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云南开远6000余人成黑户,村民没有户口,儿女们将无法考学、打工,也不能合法地结婚,即使男女组成家庭有了小孩,也只能是“黑二代”。他们被称作“黑村黑户”。“当时国家是记得我们的啊。”老汉的语气中有些委屈。他们,被禁锢于云南西南的偏僻山坳里……

 


明年小学毕业后,可能无法上中学,13岁的杨天勇泪流不止。

  一纸户籍将云南开远的六千多人屏蔽于时代之外。他们没法去银行存钱,没法旅行,没法考学、没法打工,甚至不能合法结婚。
  
  当地政府已试图扶持这个被遗忘了的人群的贫困生活,但户籍,仍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这个庞大人群,禁锢于云南西南的偏僻山坳里。
  
  也许,62岁的侯志强还得再“死”一次,这样他的八儿子便可以以“孤儿”的身份、花费较低成本拥有一个身份证并顺利结婚。
  
  侯志强居住在开远市往西不到十公里的西山一个叫马头坡的村子里。——事实上,并不存在马头坡这个村庄。即使在当地最新版本的行政地图,它也被标记为荒芜的山坡,虽然这里住着117户人家,597人。
  
  1980年,当侯志强和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来到开远城外西山上这块坡地时,这里还是飞鸟和走兽的领地,高大的树木和藤蔓植物遮天蔽日。他砍下竹木和藤条,割来田野里的茅草,搭建起勉强遮风挡雨的房屋,把家安在了这里。
  
  之后的数十年里,坡上搬来了上百户人家,文山的、蒙自的,甚至还有贵州的人搬来。鸡犬之声相闻,村落渐渐有了规模,西山上茂密的树木消失了,成为房屋或者消失于炉灶。
  
  “老家那边土冷,长不出庄稼,不得吃嘞。”侯志强的老家就在开远市旁边的屏边县,当时的饥饿对他来说刻骨铭心。堂屋里,儿孙们掰完玉米休息了,他会佝偻着把灰土中洒落的玉米籽,一粒粒抠出来,放进口袋。他对故土并没有依恋,印象也仅停留在“山高土浅石头多”上,广种薄收。
  
  侯志强到现在仍然在自己反复摩挲过的泥土中劳作。牛车里,新收的玉米颗粒饱满,丰腴的黄色如同马土坡的泥土一样。时间和劳作正在侵蚀着他的呼吸,一阵剧烈的咳嗽后,他的灰土面色如同牛车上装着玉米的旧竹筐,让人察觉到他经受一生的雨水。
  
  侯志强和村民们是到后来才知道,大家居住的马土坡属于云南省开远市灵泉办事处三台铺行政村管辖。但他并不是这里的村民,准确来说,他们不属于任何行政单位,“也不能算作人民”。
  
  他们被称作“黑村黑户”。在开远这个人口30万左右的县级市,像侯志强这样的“黑人黑户”登记的就有1300余户,总数超过6500人。他们分布在开远市8个山区村委会,共74个居住点。马头坡在侯志强等数十户人家迁入后,算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居住点。
  
  这些“黑人黑户”在正式的文件中被称作“自发移民”。开远市自发移民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金学调查后发现,这一群体在遇到调查时“戒备心强,或者干脆躲起来”,真实人数估计超过1万人。
  
  “我倒是没几年活头了,关键是孩子们活得没有盼头。”这些年,侯志强和村里的老人不再为找到一片可以吃饱饭的土地感到骄傲,相比于坡地上刀耕火种的劳作,为儿女身份问题的心焦,使得他们正迅速老去,而且他们所盼望的事情似乎毫无起色。没有户口,儿女们将无法考学、打工,也不能合法地结婚,即使男女组成家庭有了小孩,也只能是“黑二代”。
  
  马头坡更像是一个孤岛,令侯志强的小儿子杨春华(侯志强随养父姓,儿子辈按风俗认祖归宗姓杨)常常感到孤独,周围村庄的年轻人去到广东打工,挣钱盖起了房子,而他却被困在这里动弹不得。
  
  流浪“佃农”
  
  侯志强怀念2001年农业税免除之前交7公斤“公粮”的日子,“当时国家是记得我们的啊。”
  
  家里耕种着近50亩土地,再也没有饿肚子的恐惧。这是侯志强脸上总有笑容的原因。
  
  1959年,侯志强的养父因生计投靠住在开远市石洞村的妹妹,当时只有10岁的他也跟随养父来到开远。不久后,全家就加入了石洞的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劳动,在食堂里吃饭。相比于之前生活过的屏边县来说,还是小孩子的他觉得开远好多了,“可以多吃一碗饭”。
  
  歧视是在公社年尾分粮食的时候意识到的。侯志强发现自己只分得了“几捧玉米籽”,而跟他年纪相仿的当地社员却可以分得一蛇皮袋。他去找大队的干部才知道,当地青壮的男社员干一天活记“一个工”,而他由于是外来人员,只记“六分工”。
  
  他想到这里毕竟不会太饿,就不再计较了。而且,大队里面有大会也会叫上他去参加,他觉得自己得到了接纳。结婚后,家里连续添了小孩,情况变得糟糕起来。1976年,侯志强一双儿女“抽筋”死了,因为营养不良的原因。
  
  “三岁的儿子和三个月大的女儿,同一天死的。”说完老人顿了一下,喉骨陡然收紧,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久远的悲伤被记忆捕捉,突然爬上密布皱纹的嘴角。
  
  1977年,开远等地开始清查人口,侯志强和不少自发移民被强令搬回屏边居住。他不想走,当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把他的茅草房扒开了。侯志强与9户人家结伴,背着大铁锅和碗筷回到了屏边,“那是全部的家当”。
  
  在屏边住了三年,1980年实在生存不下的他又回到了开远。他说在路上吃野菜充饥,就是为了到开远。是年,他来到了马头坡,和陆续到来的人们在这山坡上生息。
  
  当时,马头坡所在的三台铺已经“土地下户”了,侯志强这些新来者必须要租种当地农民的土地。“租一亩开始给户主30斤左右的玉米,后来就是给钱。”当时不少村民都自嘲是“交租子的佃户”,心里都忍不住地乐,他们还开垦了大量的荒山,村民间常为争土地吵得不可开交。马土坡进入了一个最为有生气的时间。
  
  “时代毕竟在变啊!”这是马头坡老人们最爱感叹的一句话,山下的城市出现了工厂,人们透过远行的人了解到“广东”是一个极为繁华、遍地金钱的地方。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原有的宁静平衡逐渐瓦解了。但马头坡人很快地发现,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他们去昆明想坐火车到外面,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而作罢。
  
  渐渐地,村民沮丧地发现他们住的村子也比邻近的地方“差远啦”,没有学校、没有公路、没有水窖、没有电、没有合作医疗、也没有种地的补贴,而周边的三台铺、德果、老邓耳、石岗等村庄都有了。惠农政策给这些有建制的村落带来了好处,诸多扶助还滋润到每一个农民的头上。
  
  甚至村民有了余钱也不能存到信用合作社。前几年,村里一户人家的茅草房失火,烧掉了十数年积攒的数千元钱,看着一切化为乌有,一家人只能坐在一起嚎啕大哭。
  
  马头坡被遗忘了,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组织”。
  
  在吃饱饭后,户口却扼住了马头坡村的咽喉。侯志强和其他父母们因为给子女“跑户口”,每年都要去好几趟户籍部门,但这么多年都是无功而返。他们不明白就是往电脑里“输一段号码”的事情,为什么就这么难?跑来跑去,这些老实的农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后来户籍警总是跟他们说“你们也没户口,子女办不了”。
  
  岁数上去了,侯志强心里空落落的,越来越怀念2001年农业税免除之前的日子。在那之前,村里每个人都要上交7公斤的“公粮”,每户还必须缴纳4元钱的“优待抚恤费”以及10元左右的“教育附加费”。政府的工作人员会收起这些钱款,并登记每户的缴纳额度。在当时,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都仅有数百元,缴纳这些费用并不轻松。
  
  “当时国家是记得我们的啊。”老汉的语气中有些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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