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表示，将“想救不敢救”的社会局面归咎于当初审理“彭宇案”的一名法官，固然有失偏颇，但要避免悲剧重演，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彭宇案”的判决思维。

　　“在双方证据都不充足的情况下，法官没有依照‘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基本标准，而是在疑点重重时，就根据所谓‘常理’和‘社会情理’对彭宇的过失进行了可能性分析，当然难以令公众信服。”季卫东表示。

　　他告诉记者，按照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在分配证明责任方面的基本标准，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由负责举证的那一方来承担无法查清真相的不利后果。“在‘彭宇案’中，告彭宇撞人的徐老太有义务证明彭宇存在侵权的客观过失。”他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如果不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徐老太承担不利后果，就意味着，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把举证责任推给了被告。无需借助‘见义勇为’行为来辩护，这种思路也是有悖法理的。”

　　马克·汉斯也表示，若“彭宇案”发生在德国，法官会要求原告证明“是彭宇撞了她”，证据不足就不予支持。“被告没有义务证明‘他没有撞’。否则，每个人都会很容易随机地把损失‘赖’给别人。”

　　季卫东担心，“彭宇案”的这种判决思维正在形成某种定势，公众在救人时不仅担心被被救者“讹”上，更害怕的是连法官都不会支持自己。

　　据公开报道显示，继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判罚钱的彭宇案之后，天津、湖北、江苏及福建等地都曾上演“一方称好心助人，一方称对方肇事扶人”的“罗生门”。

　　“一旦这样的事态普遍化，道德的大面积滑坡就无法避免。”季卫东表示。

　　编者：引用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中的一句话，“时光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如果没有立法，小悦悦将会被人忘记，还会有类似的悲剧发生。有学者表示立法是把双刃剑，打击丑陋的同时，也会伤及无辜。对于当前而言，一个人的好与坏与一个民族的信心相比孰轻孰重?而且一个合理的法规，也不会让无辜的民众受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