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知道，却无法逃开

　　各种领域的过度医疗由来已久，诸如某位患者被塞进了5个、7个支架的新闻也频频见于报端，百姓、专家、学者乃至部分医生都一再呼吁，我们不要过度治疗，我们要遏制过度医疗。

　　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常见，多年下来，却仍然没有把郑成涛们的治疗变得更适度——事后回想，郑成涛记得，当时坐在旁边的医生斩钉截铁地说，必须要装。“没有说建议，也没有建议的口气，没有告诉我有可以不装的选择，什么都不知道，只有一条路，装装装!唯一可以做选择的是装多贵的，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回扣暴利催生的过度医疗有时也会被医生否认：“不只是支架，几万元的费用还包括体内输送系统、放射、穿刺麻醉等，医生吃回扣的不大可能。”

　　对过度医疗更为常见的辩解则被归咎于侵权责任法在医疗事故中确立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该规则下，被起诉的医方必须举证证明己方无过错或没有造成损害，无法证明的话，一个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败诉，承担患者巨额的损害赔偿。

　　这个规则设立的初衷是为填补医患双方在专业知识上的极度不平衡，患者往往没有办法证明医方的治疗行为有过错或医疗行为导致了伤害，但在实践中，医生往往对此条规则诸多抱怨，有调查显示，为避免因漏诊错诊而吃官司，许多医生会选择多检查、全面治疗、多管齐下，以保万无一失。

　　过度医疗纵横多年，迄今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所言，根源在于以药养医的体制未改，但从个案上看，遭受过度医疗的患者也很难讨到公道，为应对日益增加的过度治疗占用医疗保险资源，现在保险公司基本都有专门针对是否属于过度治疗的审查，超过范围不予报销。

　　“这明明应该让医院受罚，现在却是病人承担了损失。”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这样表态，在他看来，对过度医疗的公立医院光教育不行，还要处罚。

　　他介绍，在全世界最早建立医保制度的德国，商业医疗保险公司从高峰期的2000多家，逐步淘汰到只剩下100多家。残酷的竞争逼得商业医保公司“从生死存亡的角度去监督医院”。

　　“保险公司和基本医保都要把(监督)注意力转向医院(而不是患者)。”孙志刚认为。

　　郑成涛没有再去找过那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做都做了，能怎么办呢?”

　　男子因血管堵塞“被支架”过度医疗，由此曝出我国滥用支架相当严重以及过度医疗的现状。微微健康网小编认为，我国应对此问题进行处理，杜绝过度医疗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