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重灾区”

　　在手术后住院期间，郑成涛跟周围的人聊天，发现自己所住的病房里的人几乎全部都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一个月后，郑成涛还从网上看到，在其他地方及至整个世界，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有很多，其中一些甚至更为惨烈。

　　心脏支架手术已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灾区”。

　　在这个月召开的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胡大一就公开说，目前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

　　2010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当时称，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于是，在现实中，出现了一个个郑成涛。

　　济南某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因为心梗住院，入院检查后就接受了支架手术，先后被放进了7个支架，花费十几万元。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当即对媒体评价说，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

　　支架暴利如此之高，导致心脏支架手术的滥用在世界范围内都泛滥，此前国际上的权威临床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声称，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心脏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胡大一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国内滥用支架的问题并不比美国乐观，国外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但国内不少病人被放了5个甚至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过度医疗重灾区是肿瘤治疗。一般情况下，患者检查出肿瘤之后，家里都会倾尽所有用于治疗，长期从事肿瘤治疗的一些医生看出患者家属的这种心理，于是拼命用药，用药必用最好最贵的进口药。

　　北京一位公司职员曾抱怨，自己的父亲检查时发现是肺癌晚期，已经没法动手术切除，一年多时间陆续入了十多次医院，医生输液开药从未间断，直到父亲去世时，家里还有整整3个编织袋的药，而且都是自费药。

　　更多人平常接触到的过度医疗则是抗生素滥用。到了医院要么医生动辄就开消炎药打吊瓶，要么就是患者一上来就要求开消炎药打吊瓶。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一份调查，我国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几倍。世卫组织推荐的抗菌药物院内使用率为30%，我国设置的底线则是60%。

　　过度医疗除了造成身体上的损害，有些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害外，给患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也极大浪费了本就不充裕的医疗资源。

　　新华网报道，一些医院的临床病例显示，领导干部、公费医疗及医保病人，更容易成为过度治疗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