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的维权

然而，遗憾的是，校园性侵案的调查和取证面临重重困难。

“因为高校是一个封闭的利益圈，不管是在取证还是定罪上，都会有很大难度。”李莹说，大多数受害者没有证据意识。如果施暴者死不承认，又缺少直接证据，仅凭被害人的陈述，很难定罪。

此外，校园性骚扰在罪名的认定上也存在空白。

李莹说，《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首次规定禁止性骚扰，但对性骚扰却缺少进一步的法律解释。在李莹看来，是否自愿，无法从被害人有没有激烈反抗来断定。

“就像有的案子，以当时是女生去开的房为证据，咬定她是自愿的。但其实，有可能是背后的权力关系，让这个女生不得不这么做。”李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师掌握着学生的未来。能获得怎样的成绩，能不能顺利毕业，老师的评价很重要，反抗起来就很难。

让张伟伟还感到痛心的是，受害一方站出来维权，往往还会遭受一些流言的中伤。

“比如有人会说其实是学生勾引的老师，或者是勾引未遂在栽赃。”张伟伟说，受害者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也因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防止校园性骚扰的发生，还是得依靠校方加强管理和教育。

让张伟伟印象深刻的，是她曾经接触过的一个发生在研究机构的性侵案。施暴者是位博士生导师，在业内还很有名气，他会趁着带学生出差的机会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

“如果学生反抗的话，他就会通过限制论文、科研项目等进行报复。”张伟伟说，也因为这样，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直到有个女孩儿开始出现抑郁、自杀等不正常现象，才被该机构的领导注意到，但最终还是因为缺乏直接证据而没有起诉。后来，该研究机构在内部开展了整顿行动，开除了涉事导师的党籍和所有任职，并在师生中开展了批评教育。

但张伟伟也遇到过“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校方。

“学校竟然给性侵的老师开假证明，说他人品端正，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张伟伟说，后来，这份证明被法官采纳，老师被判无罪，但被害女孩的精神却失常了。“年纪轻轻的，一辈子都毁了。”张伟伟叹道。

“事实上，学校必须要承担保护师生不被骚扰的责任，建立一个安全、良好、平等的工作和学习环境。”李莹说，如果学校缺少对师生的保障，就没法形成足够的威慑和约束力，就会在一定程度造成高校内性骚扰，甚至性侵的发生。”

呼声：学校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

今年7月前后，网民“汀洋”、“青春大篷车”举报吴春明，称其利用发表论文、保研等机会，诱奸及性骚扰女学生。这一事件曾引发全国瞩目。

教师节前夕，由256位来自国内外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参与联署的两封公开信，分别被寄给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和教育部(微博)部长袁贵仁。该联名信呼吁彻查厦大性骚扰事件，建议教育部以此事为契机，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

信中写道，“媒体介入前，其中某几位当事人早已通过组织途径进行投诉，但并没有得到重视与处理，其原因是我国国内高校目前并未建立相应管理机制，导致接到举报的相关负责人对于此类事件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解决校园性骚扰问题，还是要从内部做起”。李思磐认为，学校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组织，外部人士很难介入，因此，高校防止性骚扰的组织应该设置在高校，这也有利于学校加强内部监督。

“如果没有学校对自身进行监督的话，哪怕最后诉讼至法庭，相关取证也很不容易。”李思磐说。

记者查阅美国、香港、台湾等高校性骚扰防范政策与处理方法发现，不少大学都向师生提供了完善的受理投诉和处理机制。

以美国密歇根大学为例，该校出台了性骚扰防范政策与处理指南，设置学生纠纷调解办公室专门受理，同时，对提出这类申诉的人员以及参与调查的人员予以保护，保证其不会因为相关行为受到打击报复。

“在国外的高校，当行政人员升迁，或者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对他们展开一个反歧视、反骚扰的入学或入职教育。接到学生、老师的投诉，也会有专门的机构受理，然后展开调查。若是上升到需要司法机关介入的情况，他们前期的记录和调查，也可以作为证据。”华南理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负责人、副教授李昀说道。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哪所高校设置了此类反骚扰机构。”李昀说道，一些学生想投诉，甚至还会遭遇投诉无门的尴尬。

也因此，李昀建议，在学校内部，可以由校长牵头成立一个委员会，找学校里进行相关研究或类似研究的老师加入。为了防止学校内部相互包庇，还可以邀请一到两个家长代表参与监督。

“也许，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环境下，在校园内部设置一个这样的机构的确不太容易。”李昀说，“但有些事情，并不能因为不太容易就不去做。”

现实中白白的原型，到现在还没有走出伤痛。《不能说的夏天》电影监制徐小明说，这样的伤痛，必须是社会的复原，受害者才有复原的机会。“社会要改变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步不踏出去，社会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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