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过程就像预审”

　　像苏丹和田新丙所经历的一样，活体器官移植手术前要通过两部分的审查：身体检查和伦理审查。

　　所谓身体检查就是通过医学检查，确定捐献器官的人是否适合移植手术，例如，供者有没有重要脏器疾病、血液疾病、待移植器官是否健康等等。

　　即使活体器官捐献者身体允许，但法律规定了活体捐赠者的范围，如不在此范围，就算作违法，医院也不得实行手术。判断是否符合捐献条件，则是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的职责。

　　石炳毅表示，所有的器官移植都要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器官捐献者，在未进入伦理委员会审查之前就已经被刷掉。以苏丹为例。苏丹申请活体器官捐献，首先要递交申请，在申请中表明与田新丙的夫妻关系，同时要附上经过公证的结婚证和户口本。

　　“像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可以从户口本中体现出来，但其他关系，就比较难以判断。”石炳毅介绍说，如果有人称是捐献给舅舅，那需要让其出示足够的证据，我们还要进行多方面调查，“但通常这种情况属于亲戚造假，没等上伦理委员会就被我们识破”。

　　除了提交关系证明，接下来最重要的审查重点便是“捐献者是否自愿”。

　　“主观意愿的判断很重要，这对伦理委员会成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必须通过问话发现是否是本人真实意愿，所以我常常说，伦理委员会更像是预审科，审查的过程就像预审。”石炳毅说。

　　石炳毅回忆，他接待过一位女性病人，经夫妇双方研究决定由其女儿捐献肾脏为母亲进行肾脏移植。当石炳毅与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初次沟通交流时，发现女孩为脑瘫患者，不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且未满18周岁，显然不符合伦理学原则，家属提出供肾申请在进入伦理委员会审查前即被否定。

　　这样的例子，石炳毅每年遇到几十例。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位年轻帅气的男子，当时，男子的母亲带着姐姐来到医院，要求为其弟弟进行肾脏移植。在调查中，石炳毅发现该病人对其姐活体捐肾有一定程度的强迫性。

　　“他们姐弟俩从小关系好，弟弟病了后，认为姐姐的肾质量高，不愿意要别人的肾源，就希望姐姐为其捐献。姐姐碍于亲情，便也同意了。”石炳毅表示，这种情况是不属于其本人真实意愿的表达。

　　石炳毅后来得知，该女子捐献的事情并未得到丈夫的同意，其丈夫表示如果她坚持捐献就不要再回到家里。“女子丈夫是其第一法定监护人，伦理委员会审查时他必须到场，且如果捐献，需要其同意才行。”最终，在伦理听证会前，石炳毅说服病人放弃接受其姐的活体捐肾移植。

　　除了对动机和直接意愿的审查，专家们还要考虑活体捐献器官手术的风险。石炳毅举例介绍，活体捐肝手术，比活体捐肾手术风险更大，存在术后出血、肝功能不全、胆漏、感染等多种可能性。国内外都曾出现过严重并发症导致供者死亡的案例。所以，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会更加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