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在“传染病医院”领药

如果不是在“性病科”里遇到来取药的安可，没人会把艾滋病和眼前这个精力充沛的男孩联系起来。1991年出生于西安周边农村的他，上初二时父亲去世，19岁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两件事让他在一夜之间长大。安可还记得上高中时班主任得知他是同性恋时的反应，“啥？啥叫个GAY？”当他在纸上写下“同性恋”几个字时，那个自诩“活了40多年了啥没见过”的老师傻傻地愣了好久。

高中时“出柜”表明男同身份、17岁出现高危性行为并感染、19岁确诊。随后便失访、发病，再治疗。安可的经历可以说是如今诸多年轻感染者的缩影。为了不被家人和同事发现他艾滋病人的身份，安可4年没回过家。期间做过很多工作，从酒吧的服务生到售楼部顾问，再到企业白领。2014年，被调往上海的他因感冒发展为肺积水，他发着高烧连夜坐动车回到西安八院住院。哥哥来看过一次后便不再来。安可一个人在医院昏昏沉沉地躺了十几天，总算捡回一条命。有了这次经历，安可每到新单位上班前，都会提前给主管打招呼：“我可以周末加班，但我有事的时候你必须让我休假。”因为担心被领导知道，住了院也不敢报销，更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在“传染病医院”领药。

安可说，他最痛心的就是看到青少年走自己的老路。“以前我看电视上播艾滋病的新闻，只说河南农村卖血会感染艾滋，然后很快就会死亡，可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同性恋也会感染。”

如今的安可是艾滋病感染者组织“爱之家”的志愿者。经过治疗，他在生理指标上已经不算是艾滋病患者了。他最迫切的希望就是告诉更多的年轻人艾滋病是什么，如何保护自己。

然而，根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信息，在我国，只有50%的人知道自己的感染状态。也就是说，就算让所有知道自己患病的人接受治疗，也还有一半的人没有治疗。一份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调查显示，目前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只普及了中国20%到40%的高风险群体。

西安市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科科长卫晓丽告诉记者：“性教育我们近几年一直在大力去做，每年在多所西安高校都有关于性教育的科普活动。”但另一个尴尬的现状是，在中学阶段推广性教育难度要大得多，“疾控中心去联系学校，上课要占用时间，很多学校都不愿配合，大多数学校更关心学生的考试成绩。可青春期是性安全教育的关键时期，等上大学了再去讲，青春期早过了。国外的性教育从上幼儿园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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