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数据显示，从1992年陕西省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2014年10月底，陕西省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累计达5885人。而在西安定点收治艾滋病人的第八医院里，从2010年到2015年，接受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的人数从76人猛增到2100多人。他们的年龄身份各不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竭力将自己隐匿起来，害怕任何人知道。

怕泄露隐私，催生代领药服务

6月4日一大早，西安市第八医院二楼西南角的性病科里陆续赶来一些领取免费药物的年轻人。与西安其他医院到处排队的情况不同，在这家以治疗传染病为特色的医院里，整个门诊部相对有些冷清。穿梭其间的是一位穿藏蓝条纹T恤、皮肤黝黑的瘦高个儿，40岁上下，他一见到新面孔便上前询问：“确诊多久了？给你一张名片。”

名片上简单地印着一个名字：张欣，后附电话和QQ号码。名片的背面则印着代领药品、艾滋病毒检测、心理开导等服务。接到名片的人通常不愿多聊，张欣会主动介绍自己：“我确诊都5年了，只要坚持吃药，身体好好的。”

发完名片，张欣又回到科室外大厅的长凳上，一边“刷”手机，一边朝楼道口张望，时不时地还用手压一压身旁鼓鼓的单肩包。包里放着的是他刚从该医院领出的几盒抗病毒药物和检测试剂。他在等待自己的老客户——一名要他帮忙代领药品的艾滋病人。而这种称为“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是医院免费发放的，可有效控制感染者体内的艾滋病毒。

最近几个月，张欣明显忙了许多。医院方说由于药品厂家供应不足，将本应每次发放3个月的药量改为每次只发一个月的药量。因此，来医院领药的病人比往常多得多。2100多个病人等着领药、做各项检查、开处方，性病科里的4个大夫和3个护士忙得团团转。

按照规定，每个在医院建档的病人都需本人亲自来领药，但有时病人会因故无法定期来医院，考虑到艾滋病人一旦停药，病毒的耐药性便大大增加的风险，在与医生协商后，往往能获得些许照顾。张欣提供的“VIP”服务便是这种政策“人性化”的产物——帮一部分病人代领药品。每一次将这些药品顺利地交到对方手上，他便能拿到30元的跑腿钱。

对于自己的“客户”数量，张欣不愿透露。因为相似的经历，他明白要他帮忙的人都各有各的难处。收费低廉，守信用，日子长了，与他合作的老客户又介绍了新的客户给他。QQ群里的400多人加上手机通讯录里的100多个病友，都是他潜在的服务对象。

第二次见到张欣是一周以后。他向记者透露：“除了名片上的服务，还可以帮着抽血化验。”见记者不信，他解释，“其实很简单么，就是把客户本人的血抽了，再找人拿着身份证去疾控检查。疾控上确诊是要身份证的，反正保证血是他的就行了呗。其实也没啥么，可他们就是不愿上医院来。”

艾滋病房里最缺的是临床陪护

11日上午，在西安市第八医院性病科的诊室里，一名领药的病人让医生靳娟感到无奈，“4个月的药你吃了半年，明显是服药依存性不好。还有，上次给开的检验单也没有做。”这是一名有着吸毒史的艾滋病人，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吸毒被抓进戒毒所待了两个月，耽搁了领药。

靳娟向病人解释：“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就像乙肝一样属于慢性病，发现早，早干预服药，艾滋病人的寿命与正常人几乎没差别。不怕你服药晚一点，就怕依从性不好。吃着吃着停了，很容易导致病毒耐药性。”

曾经专修过心理咨询师的靳娟认为，导致病人私自停药的因素很复杂，“有出差或因故没有带够药的，家人又不知情或不方便来医院，还有的没啥感觉就停药了，也有的认为得这个病就是个死，没信心吃药。”

服药依从性不好、失访或私自停药的严重后果，恐怕没有人比八院住院部艾滋病房的临床陪护心歌更清楚。去年，是他亲手将两名被家属遗弃的艾滋病人遗体送到了太平间。

“临床陪护在艾滋病房是最缺的，大夫亲自去请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干，不管你给多少钱，听到这三个字都直摆手。别说陪护，就连有的家属来了都不愿靠近。”6月11日上午，已调任该院重症监护室(ICU)主任的李飞宇医生告诉记者，“有的感染者发现得晚，还有的与疾控部门失访了，或者自己停药了，等到发生机会性感染才送到医院来，再合并其他肿瘤和脏器病变，几乎都是危重病人。”

出于对病友群体命运的关注，心歌与几位病友几年前创立了艾滋病病友互助小组“博爱家园”，为住院艾滋病人提供陪护等。心歌说，他想为感染者建立一个“中途之家”，为受到歧视的感染者提供一个心理开导、关爱救助的安全港。然而，由于收入微薄、身份敏感，目前几乎找不到愿意长期服务的志愿者。此外由于未在民政部门注册，“博爱家园”暂时还无法向外界申请捐助。心歌说，有好几次自己差点改行去当保安，好歹生活有保障。

李飞宇认为：“陪护对于艾滋病人尤其重要，一个因素是照顾得好就恢复得快，另一个因素是心理支持。被亲属遗弃、歧视，很多病人精神先垮了，而这些工作仅凭医院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