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问题已经越来越多被普通公众认识。同样的，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也已经越来越大。“过去十年间，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总体是越来越大。单就我们医院，即便现在是更谨慎的处方用药，现在开出的抗抑郁药物也是十年前的十倍之多。”余金龙说。但他也指出，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在临床上，如果抗抑郁药物使用不当，让有潜在双相可能的抑郁症的孩子，错误服用过多抗抑郁药物，反而有可能会激发孩子躁狂的一面，使病情复杂化，治疗难度增加，孩子自杀的可能性也增加。

自杀不一定是真想结束生命

如何及时注意到孩子传递出的危险信号，拯救孩子的身心？爱尔兰资深儿童问题顾问莉斯•奎诗(Liz Quish)最近将自己20多年处理儿童问题的经验总结成书出版。

她为家长们传授经验：“儿童、青少年采取自残或自杀行动，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更多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和释放内在的焦虑和痛苦情绪。12岁以上的青少年更多要经历与‘自我挫败综合征’鏖战的情况。‘自我挫败综合征’的表现有很多方面，例如很多来找我的孩子都会感到焦虑、恐惧、疲惫、透支，感到愤怒和被孤立，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持消极否定的态度，被绝望感包围。他们看不到事情美好的一面，被无用感包围。孩子们不知道该如何驱散这些‘小鬼’，它们的纠缠对孩子们而言也是致命的，继而对家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些情绪并不是心理精神疾病，而是心理上的痛苦困境。我们对孩子们的帮助是立体综合的。我们会关注这些出问题孩子的生活方式、营养状况，会用多种辅助方法，比如谈话治疗、运动，社区的社工也会为孩子提供帮助。”

余金龙则提醒家长，如果孩子经常逃学、人际关系不好，微信、QQ留言中出现一些阴暗负面的表达，讲一些离别的话，家长们一定要重视。这些可能是孩子无意识地在发送一些向外呼救的信号，他们自己是无力从中自拔的。“有一个双向障碍的孩子，有一段时间经常打电话、发短信给我，老来诊室找我，孩子和家长都没有跟我提有任何病情的加重，当时我忙着给其他病人问诊，没有意识到他其实是在向我发出求救的信号，突然一天，他采取了自杀行为，好在抢救了过来。”余金龙说。在他看来，孩子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应对这些信号敏感一些，及时向他们伸出救命的手。

首先要感受孩子的痛苦

如何才能贴近孩子的内心呢？这对很多家长而言都是头疼的问题。“比如在孩子跟人打架，哭着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长该如何做才好呢？有些家长一回来就展开教育或批评，这样做顺序错了，孩子大多不接受或很难接受，甚至会顶撞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家长要主动去感受孩子的感受，并把你能体会到孩子的痛苦和委屈告诉他。这样孩子很快就能平静下来，并愿意跟你交流。这时再慢慢问清楚事情经过，搞清楚事情原因了之后，再进行教育和引导。跟孩子沟通时，谨记要遵循这样的顺序。”余金龙说。

家长如果能贴近孩子的内心，去感受孩子的感受，体会孩子内心的苦与乐，这样孩子也学会了去感受自己和他人内心的感受，孩子的同理心就建立起来了，就不会有自杀孩子那种孤独和无助的感觉。

相对而言，抑郁症冬天比较高发，而自杀问题则在春天比较多。余金龙指出：“新年伊始，一年之计在于春，很多压力因素会扑面而来。在这个季节很多人容易被压力压垮。孩子们则面临新学期开学节后综合征的问题，在假期放松后，回归充满压力的学习环境，是会有不适应的情况发生的。”

不要过度保护孩子，要适当放养

在日常的家庭教育中，余金龙建议家长，不要过度保护孩子，适当放养。“让孩子从小融入社会，去经历磨砺和挫折，让孩子碰碰钉子。”余金龙说，“多数心理压力来自人际关系，现在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会，但在应对人际关系方面，实际上并不如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七大姑八大姨，见得多，自然就会学得多。现在孩子的家庭内人际关系则太单纯，三口之家组合出来的关系是六种。当真正进入社会时，我们要面对的是复杂得多的关系。越早让孩子社会化，接触不同的人，建立不同类型的关系，越有利于他们成长。”

余金龙也强调责任感的重要：“要让孩子从小做事或做家务，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而培养孩子责任感和自信心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他们独立思考，独立决定，独立行动，独立承担后果。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教育，也应该更早点对孩子展开。可家长往往只关心作业做得怎么样。其实，重要的是让孩子体会到，不管他们学习如何，胖瘦美丑怎样，他存在的本身，健康、开心地活着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为人在外地，我每年看望父母的机会很少，但父母知道我很好，就会安心。我因此确认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并爱惜自己。孩子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轻易采取不负责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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