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教授：国内99%成年人是性盲

喵酱| 2014-11-18 11:42:43

阅读()

性学课堂

2万多学生是我最大的成就

新京报：很多学生说，没听过性科学概论，相当于没到华师读过书。这是一门什么样的课？

彭晓辉：这是学生们夸张了。其实性科学概论，就是讲人性的问题，讲性的自然科学知识、性的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好涉性的人际关系。我讲课也要做大纲，讲课时除了按照大纲也会结合社会热点。当然，我的课堂不是讲狭义的性，也不仅仅讲生理卫生常识，性学的外延是很宽的，也包括男权女权、同性恋等……

新京报：在课堂之外，生活中学生们会和你请教有关性方面的问题吗？

彭晓辉：会，基本上通过邮件，偶尔有紧急情况也会发短信。比如周末约会，两个学生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男生慌了，就要到我电话发短信，问我怎么办？那我必须得告诉他，得72小时内服用紧急避孕药，以免意外怀孕。

新京报：听你选修课的学生大多是男生？

彭晓辉：是女生。我们毕竟是师范院校，女生男生的比例在7比3，另外男生接触性信息的渠道更多，女生相对匮乏一些。

新京报：你的课对学生的改变体现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具体效果？

彭晓辉：有个英语专业的女生，毕业后去上海一所中学做老师，刚开始做初一的班主任，有一天好几名女学生收到了同一笔迹的纸条，都是类似于“你好胖”“你好白”“我喜欢你”的恶作剧的话语，其他老师知道了都说那还了得，一定要查出来找家长、写检查，但我这名学生没这么处理。

她开了个主题班会，说最近班里发生了件“有趣”的事，念了几个纸条后，她说通过笔迹知道是哪个同学写的，但会为他保密，希望他会后能到老师的办公室，她告诉那名男孩，希望和女同学交往是对的，但这种方式错了。她通过我的课知道，初一的孩子正处于异性疏远期，但又渴望和异性交往，正是迷茫的时候，所以把这件事引到了异性交往方式的讨论上。

新京报：这样的事情会带给你成就感。

彭晓辉：对，这些年上过我这门课的2万多名学生，没人说我的课没有用，和我出过的书、写过的论文比，这2万多名学生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社会观念

对性的理解太狭隘

新京报：据你了解，性作为一门学科，全国或湖北开设类似研究方向的高校有多少？

彭晓辉：人类性学研究方向只有我这里有。性社会学研究方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还有中国社科院的李银河教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心理教研室也有性心理学研究方向。

新京报：性学领域的科学研究，现在国内发展的程度是什么样的？

彭晓辉：自生自灭。完全是靠当事教授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兴趣来决定，少有高校有关当局主动有意识地组织老师来研究和开设性学课程。

新京报：国外呢？

彭晓辉：瑞典1933年就在小学开了性教育课，上世纪60年代就入法了，幼儿园都要开性教育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新京报：国内的瓶颈是什么？

彭晓辉：性教育难，难在“老大拦”。国家有法规，要在中小学开展性教育课程，但国内各个中小学校长没这个意愿，因为应试教育升学不考这门课，另外就是社会的反对声音，学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光有法规不够，还得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出台，比如落实督导，甚至一票否决，你学校不开这门课或者开得不好，就不合格。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现在社会对“性”的认知水平？

彭晓辉：我曾说中国99%的成年人是性盲，我界定性盲的标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规范和科学的性教育。性的外延很广，但社会对性的理解太狭隘，这与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主管部门的态度分不开。因为政策上的不鼓励，小巷子里的成人用品店大多是在夹缝里生存，起的名字也很隐晦，但实际上全世界70%的性用品是在中国生产的；法律上禁止做避孕套避孕药的广告，但却不禁止流产广告，这种本末倒置的规定，本身就制约着社会对性的认知水平。

新京报：性教育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对“性”的认知程度应该是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

彭晓辉：性教育的程度低，认知程度就不会高，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好在经过这些年，这些问题可以拿到台面上来探讨了。在性教育上，我们有和性学有关的课程与研究方向，在知识普及上有性文化节和相关的讲座，只有从这两个渠道同时进行，矛盾才能解决。

文化普及

平常对待“性”才是最好的状态

新京报：除了在课堂上，你还开微博讲“微性学”，也参加讲座和性文化节，这其中是被迫为性正名更多，还是主动普及性文化更多？

彭晓辉：都有。这次广州性文化节是邀请我去的，我也很愿意借这个平台表达我的声音，我不要报酬，29日我在武大还有一场讲座，也是义务的；也有被动的，比如开微博，2011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讲座，观点被媒体误读成“遭遇性侵犯女性应主动递上避孕套”，被扣上了“递套教授”的帽子，没办法才开微博澄清我的原话。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自己20多年研究性学的经历？

彭晓辉：研究性学的过程很艰辛，不像其他领域那么通顺，性学研究和性教育会受到这么多质疑，但这些质疑和攻击也磨练了我，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门学科的价值。人都说50岁知天命，我今年虚岁58，还有两年多就退休了，起码回头看看觉得值了，没白过。

新京报：因为努力起到了一些效果？

彭晓辉：中国的性文化这些年还是在进步的，性文化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这不是我们从事性学研究的直接影响，应该是一种间接的，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参加讲座，这些应该间接推动了很多人对性的认知。

新京报：你期望实现的改变是到什么程度？

彭晓辉：什么时候记者们不再围着我转，那就正常了。如果人们对待性更加平常，那才是最好的状态，才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