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死会很快乐

自杀，是抑郁症最为可怕的症状。曾经的意识流小说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常年被抑郁症所困扰。在抗抑郁药还没有面世的1941年，伍尔夫在口袋中塞满石子，跳进了寓所附近的欧塞河中。

在留给丈夫的遗书里，她描述了面对这种疾病的无力，“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历那种可怕的时刻，我不会痊愈了。我开始幻听，心神无法集中。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再也无力和它战斗了……”

2013年年初的时候，王丫米也开始想到死，成天琢磨着怎么去死。

有一天，她把家里所有的药――感冒药、抗生素、安眠药、抗抑郁剂，都找齐了。“那个时候，我想通了，觉得死亡是特别美妙的事情，……我感到很快乐，很平静，很少能得到这种平静。”

王丫米当时是特别开心地想去死了，她觉得死就是对的，“我自认为做了一个特别正确的选择，要完成一件好事。”这个念头刚浮现出来，王丫米就给李西闽打电话，李西闽劝阻她：“这是抑郁带来的自杀念头，而不是你自己真的想自杀。”

“在我15年的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的经历中，没有一个自杀者的家人不崩溃，没有一个自杀幸存者不后悔。”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告诉记者。

“自杀意念”是抑郁症诊断手册中的主要症状之一。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的研究，25%的轻度抑郁症病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这个比例高达75%。

在2010年版的《精神病学》中提到，抑郁症的自杀风险是19%，也就是说，每5个抑郁症患者中有一个会将自杀付诸实施。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40%患有抑郁症。

抑郁患者为什么会频繁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如果和他们深入交谈，你就能明白，他们的脑海里都是悲观的想法，回溯过去，只有痛苦和压抑的时光;当下，没有任何事或是人能引起他们一丝一毫的兴趣;未来，都是灰色，永远不会再快乐起来。

抑郁症患者诉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所有的精神生活都因它而坍塌，所有的生命功能都丧失殆尽。

这不只是主观感受，2013年发表在医学名刊《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ONE)上的一份的研究报告称，抑郁症能使人失去行动能力，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致残原因。

在传统的认知里，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样的躯体疾病才是人类社会的心腹大患。实际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单相抑郁症已经成为第三大负担疾病，到2020年，将升至第二位，仅次于冠心病。

医生不是我的朋友

王丫米认为自己自救还是蛮积极的。市面上能买到的抑郁症的书，她都去看，也去看医生。王丫米想象的心理诊所是一个暖色系的精致的地方，但实际上，它跟一般医院没有什么两样。

王丫米有过一次看心理医生的经历，对方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性，长得像一个“政工干部”。与心理医生的对话，王丫米觉得就像“跟自己的父母谈话，驴唇不对马嘴，两个人不在一个思维体系里。”

“我做了巨大的心理建设，去看精神科医生，我在外面战战兢兢地排了三小时队，想了半天怎么跟医生说，要不要追溯童年，我以为会和医生聊很多，医生会问我很多，”王丫米说，“但他就问你睡眠怎么样，情绪怎么样，谈了三分钟，给我一张100多个问题的表格，测试完，告诉我是中度抑郁，给开了药，完全和我看感冒是一样的。”

从一走进门，医生就失去了王丫米的信任感，这种感觉很微妙，也让王丫米特别不愉快。“这个没那么严重，”她回忆医生当时这样说，然后就帮她下判断了。王丫米说自己特别烦他，“想把他拖出去打一顿。”

李西闽的医生也曾对他说：“你的主抗心理很严重，听不进医生的话。”但李西闽觉得对方说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他根本就不相信。

在重度抑郁症患者李橙(化名)看来，不论医术好坏，中国医生的病人太多了，只能给你三分钟。“你说多了他听不进去，他基本听两句就给你开药，因为后面的病人太多了，他也不会记得你是谁。”

“300块的特需门诊，也是等上3个小时，然后与医生聊5分钟。就是听病人主诉，没有任何检查的办法。”而且一般医生是听不下去的，“你想跟他说很多，他就急着打断你，说，我大概知道了，你要不然再试一试什么药?”

就诊的过程中，有的医生还会不停看表，看后面还有几个人，这种小动作对付一般的病人尚且无关痛痒，但对于原本就脆弱不堪的抑郁症患者来说，就成了非常沉重的心理压力。

李西闽遇到过一个很好的医生，把他当朋友看待。“这个医生不用教条的东西跟我讲话，他根本不会谈医学上的任何问题，最近写作怎么样，吃饭怎么样，睡眠怎么样，从生活入手，像一个朋友在关心你。”李西闽说，“我可以接受他。”

和躯体类疾病能借助一大堆仪器和生化指标不一样，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主要依靠病人的诉说和医生的经验。

找到合适的心理医生，从来不易。安德鲁。所罗门在6个月之内换了11个心理治疗师，每换一个治疗师，他就得把自己的痛苦重新讲一遍。

他在《忧郁》中对此有过一段风趣的记录：

“有一位女治疗师说她从不相信情绪，而一位男治疗师则宣称他除了情绪什么都不相信。还有一位是唯心论者，一位看病时一直在啃指甲的弗洛伊德信徒，一位荣格的信徒和一位自学成材的心理医生……有个男治疗师不停地打断我的话，说我跟他一模一样。”

其实和精神分裂症、癫痫等其他大脑疾病相比，医生并不惧怕抑郁症，虽然还不能确认它的发病机制，但医学上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疗法。

在现代医学的工具箱里，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

遗憾的是，在全球3.5亿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受了有效治疗。

中国的数据更加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2001-2005年间的调研，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这已经是中国最近的一次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费立鹏的这项研究在2009年刊登在《柳叶刀》上。根据这个发病率的数据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达到9000万。

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和10%。

而造成这个糟糕的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类疾病的污名化，和对这一疾病缺乏恰当的理解，使得多数人既不愿意寻求，也不信任专业帮助。

中世纪，抑郁症被看成是一种罪恶，因为病人的绝望并没有因为信仰上帝而得到救赎。文艺复兴时期，抑郁症被浪漫化，它代表了深邃、感伤、复杂、甚至是天赋。

在现代，虽然已经有一群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诊断并且治疗抑郁症，但在公众眼中，它仍然是一团迷雾。

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在中国的语境中，这只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告诉别人会被认为是疯子、不正常的、低人一等的，所以抑郁症病人宁可自己熬着，甚至自杀，都不愿意去寻求帮助，”徐凯文说。

抑郁症还被认为是中产阶级或是文化人的疾病，实际上，抑郁症具有普遍性，不分年龄、性别亦或是职业。贫困人群的发病率甚至要高于平均水平，只是这群人在公众和大众媒体视野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不知道自己罹患这种疾病。

在所有的误读中，将抑郁症看成一种单纯的心理疾病，恐怕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抑郁症患者以为靠自己就能“走出来”，拒绝精神科医生和药物的帮助。

“抑郁症可以说是一种心身疾病，影像学提示，抑郁症患者的脑部和正常人有不一样的地方”，上海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赵旭东说，“虽然肉眼还无法看到结构性的病变，但在生物化学的层面，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中，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系统的活性有改变，比如5-羟色胺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