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抑郁症患者达9000万 “事事隐忍”成抑郁温床
最亲切的陌生人
大脑和情绪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人类大体知道大脑掌管了情绪,但对它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情绪崩溃时,你既不知道大脑发生了什么反应,也不知道如何用外力控制它。
“如果用历史的进程打比方,人类对糖尿病的了解相当于近代,对抑郁症的了解还处于公元前的世纪里。”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说。
抑郁症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产生的?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为什么百忧解能治疗抑郁症?在同样的压力下,为什么一些人会被抑郁症困扰,另一些人能逃过劫难?
答案都是“不知道”。
为了确定抑郁症的根源,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几乎争吵了几个世纪,心理学家认为,是童年创伤或是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生物学家认为是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抑郁症的罪魁祸首。
科学界已经不再为这个问题所争吵,抑郁症受到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了抑郁症的理论已经确认,虽然还不知道哪个因素的作用更大。
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而言,基因的作用似乎更加明显,一对同卵双胞胎,如果一个有双相情感障碍,另一个的患病几率高达60%;如果是父母患有这种疾病,你的患病风险大约是10%。
双相情感障碍兼具抑郁和躁狂发作,区别于只有抑郁发作的单相抑郁,在一般概念里,两者都可被称为抑郁症,但在医学的范畴里,这是两种疾病,有不同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
几乎每隔一阵子,科学界总会昭告天下,发现了一种和抑郁症相关的基因,目前已经发现了数十种基因和抑郁症相关,遗憾的是,和多数疾病一样,这些基因是如何相互作用调控这种疾病,如何筛查控制这些基因,都不得而知。
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教授凯。杰米森的说法,抑郁症患者的体质是天生的,那些携带抑郁症易感基因的人,“就像是干燥又易碎的柴堆无法躲过生命中四处飞窜、无可避免的火花而被点燃”。
你很难知道,是这一次的失恋,还是那一次的失业,抑或只是一次迟到事件,点燃了抑郁症的火花。有的时候,压力事件接踵而至,脑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抑郁情绪,量变引起了质变。
虽然有关抑郁症的机制的研究有太多的争议、假说和不确定。但科学家们在大脑的化学层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神经递质是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化学分子。神经元之间有一个负责通信的接头,被称作突触。一个神经元释放出神经递质,神经递质携带着要释放的信息,游过突触,和另一个神经元结合,把信息释放给它。
不同的神经会使用不同的神经递质,大脑掌管情绪的那部分是边缘系统,这个系统经常使用的神经递质是5-羟色胺、去甲肾上素和多巴胺。
在健康的大脑中,神经元细胞会分泌足够的神经递质以保证认知能力和情绪的稳定。但是在一些抑郁症患者体内,它出现了缺陷。病理学家在对抑郁症患者的尸体进行解剖时发现,他们大脑中的5-羟色胺、去甲肾上素和多巴胺的含量低于常人。
因此,科学家推测,抑郁症是由于大脑中缺乏这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所致。这是迄今最为科学界所认同的抑郁症发病机制的一种假说,抑郁症的药物的开发,都集中于增加神经递质的浓度或活性。
但假说终归是假说,神经递质的失衡是抑郁症的原因还是结果?为什么抗抑郁药能立刻改变大脑中的神经递质的浓度,但患者的情绪却要2周到4周才能好转?
要知道,对大脑结构与功能的理解是人类对自身认知的终极挑战。正如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罗伯特。波斯特所说,每个人都120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神经细胞有一千到1万个突触,如果让它们都按照我们的意志运转,人类就能获得永恒的快乐,但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我就是飞镖盘
抑郁症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人的意志、勇气所能克服的疾病。但奇怪的是,虽然对它的机理一无所知,但高效的药物从来不少。服用抗抑郁药之后,60%-80%的患者会被治愈。相比心理治疗的漫长而不可控和电痉挛疗法的副作用,药物治疗更受欢迎。
接受采访的抑郁症患者虽然对痛苦的描述千差万别,但对于治疗的方法和过程几乎是异口同声:一位专业的的精神科医生,合适自己的药物,短则数周,长则数月,症状即可得到缓解。
李橙2007年第一次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才刚23岁。她的家庭是标准的中产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李橙起初死活不肯吃药,“这个病怎么可能需要吃药?明明就是心理问题。”
后来李橙实在受不了了,又去校医院的心理门诊求医。校医院的老师也让她吃药。
让李橙意外的是,吃药吃到第10天,忽然就起效了。李橙一下子变得思维敏捷,情绪也变好了,心理上的康复的感觉比生理上的创伤愈合的感觉对一般人来说,要陌生得多,感觉就像是上帝啪的甩了你灵魂一巴掌一样。
李橙吃药吃了两周,状况不错,就把药停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病需要长期吃药,谁知道这个是这么变态的会复发的病?”
让她无语的是,这个病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开始是急性的,后来变的慢性,越来越复杂。“整个人是往下坠的,你调节的强度远远赶不上它下落的强度,”李橙说,“这个病几乎没有不影响的方面,从生理到心理全方位的毁灭。”
有一天,李橙的同学来她家玩三国杀,但她完全反应不过来,“这个病没有让我智商下降,但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李橙就是看到一本书都会害怕,因为她知道自己是看不懂的。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先是恐惧一切,然后再恐惧你自己的恐惧。
虽然抗抑郁药的有效率最高能达到80%,但只有不到50%的病人对第一次服用的药物有反应。
财新传媒的张进在博客中分享过他的抗抑郁药的经历,最初服用的是罗拉、氢溴酸西酞普兰片、三辰片,两个月后,情绪、思维和行动能力没有改善,医生为他新加了一种药以后仍不见效;在更换主治医生之后,医生为他重新选择了4种药物,这一次,终于见效了。
这是典型的试错法。由于对疾病的机制,药物的作用途径完全摸不着头脑,精神类的疾病大多采用这种试错法进行治疗。
这种试药的方式“让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飞镖盘”。安德鲁。所罗门总结说。
除了试错的疗法,还需要坚持用药。“在所有疾病中,抑郁症的依从性是比较差的,”姜涛说。人们极度抗拒长期甚至终身服药,就好像抗抑郁药是毒品或是其他什么会上瘾的东西。
为什么能接受长期用药物控制你的血糖或是血压,但是却拒绝用抗抑郁药帮助你的大脑呢?
“这个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对它的认知。”李橙夸张地说,“药物哪怕有再大的副作用,现在我也要吃,哪怕吃到肾衰竭。”
虽然极少的抑郁症是患者自身的责任所致,但几乎所有的抑郁症都需要自己的努力才能治愈,愿意自救的人,医生才能救他――毕竟自己才是决定是否走进医院的那个人,是决定服下抗郁药并熬过它的不良反应的那个人。
心理医生玛莎。曼宁是重度抑郁症患者,在某一天她打算买把枪结束生命。她在《暗潮下》写到,“我每天都把耳朵贴在女儿的门上偷听她唱歌,她十一岁,洗澡时总喜欢唱歌,那是要我多活一天的恳求。我不害怕任何事情,但是一想到若真的拿到枪,扣下扳机,这个孩子就永远不会歌唱了,她会因我而沉默。就在那天,我去接受了治疗。”
在安定医院抑郁症研究中心主任王刚看来,药物治疗固然是抑郁症的基础性治疗,但仅有它是不够的,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需要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甚至包括患者和家属组成的治疗联盟。
实际上,治疗的第一步,找到一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就不容易。中国有执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是2万人,与之对应的是庞大的病人群体,各类精神障碍的患者有1亿多,其中重性精神类疾病病人1600万。
“仅有的这些资源,还集中在有限的城市的有限的医院里。像我们安定医院,将近一半的病人来自外地。”王刚说。
他所在的安定医院,曾经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过一半的病人为抑郁症而来。安定医院也因此在2006年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
从医22年的精神科医生姜涛说,病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天12个小时门诊,从早八点到晚六点,一天八十来个病人。
现实的情况是,抑郁症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医生、患者的事,跟别人没关系。大量的心理从业人员,没有医学背景,和医疗机构是脱离的,没能构建一个治疗的联盟。
“现代的医学理念要求医生治疗的是人,而不仅仅病,”王刚说,“但现状正好相反,医生更关注的是你的症状有没有消失。而不是作为一个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
再先进的医疗技术,再完美的药物,只能提供一个重塑自我的可能性,药物或是技术,并不能帮你重塑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