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亲切的陌生人

大脑和情绪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人类大体知道大脑掌管了情绪，但对它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情绪崩溃时，你既不知道大脑发生了什么反应，也不知道如何用外力控制它。

“如果用历史的进程打比方，人类对糖尿病的了解相当于近代，对抑郁症的了解还处于公元前的世纪里。”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说。

抑郁症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产生的?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为什么百忧解能治疗抑郁症?在同样的压力下，为什么一些人会被抑郁症困扰，另一些人能逃过劫难?

答案都是“不知道”。

为了确定抑郁症的根源，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几乎争吵了几个世纪，心理学家认为，是童年创伤或是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生物学家认为是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抑郁症的罪魁祸首。

科学界已经不再为这个问题所争吵，抑郁症受到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了抑郁症的理论已经确认，虽然还不知道哪个因素的作用更大。

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而言，基因的作用似乎更加明显，一对同卵双胞胎，如果一个有双相情感障碍，另一个的患病几率高达60%;如果是父母患有这种疾病，你的患病风险大约是10%。

双相情感障碍兼具抑郁和躁狂发作，区别于只有抑郁发作的单相抑郁，在一般概念里，两者都可被称为抑郁症，但在医学的范畴里，这是两种疾病，有不同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

几乎每隔一阵子，科学界总会昭告天下，发现了一种和抑郁症相关的基因，目前已经发现了数十种基因和抑郁症相关，遗憾的是，和多数疾病一样，这些基因是如何相互作用调控这种疾病，如何筛查控制这些基因，都不得而知。

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教授凯。杰米森的说法，抑郁症患者的体质是天生的，那些携带抑郁症易感基因的人，“就像是干燥又易碎的柴堆无法躲过生命中四处飞窜、无可避免的火花而被点燃”。

你很难知道，是这一次的失恋，还是那一次的失业，抑或只是一次迟到事件，点燃了抑郁症的火花。有的时候，压力事件接踵而至，脑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抑郁情绪，量变引起了质变。

虽然有关抑郁症的机制的研究有太多的争议、假说和不确定。但科学家们在大脑的化学层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神经递质是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化学分子。神经元之间有一个负责通信的接头，被称作突触。一个神经元释放出神经递质，神经递质携带着要释放的信息，游过突触，和另一个神经元结合，把信息释放给它。

不同的神经会使用不同的神经递质，大脑掌管情绪的那部分是边缘系统，这个系统经常使用的神经递质是5-羟色胺、去甲肾上素和多巴胺。

在健康的大脑中，神经元细胞会分泌足够的神经递质以保证认知能力和情绪的稳定。但是在一些抑郁症患者体内，它出现了缺陷。病理学家在对抑郁症患者的尸体进行解剖时发现，他们大脑中的5-羟色胺、去甲肾上素和多巴胺的含量低于常人。

因此，科学家推测，抑郁症是由于大脑中缺乏这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所致。这是迄今最为科学界所认同的抑郁症发病机制的一种假说，抑郁症的药物的开发，都集中于增加神经递质的浓度或活性。

但假说终归是假说，神经递质的失衡是抑郁症的原因还是结果?为什么抗抑郁药能立刻改变大脑中的神经递质的浓度，但患者的情绪却要2周到4周才能好转?

要知道，对大脑结构与功能的理解是人类对自身认知的终极挑战。正如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罗伯特。波斯特所说，每个人都120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神经细胞有一千到1万个突触，如果让它们都按照我们的意志运转，人类就能获得永恒的快乐，但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我就是飞镖盘

抑郁症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人的意志、勇气所能克服的疾病。但奇怪的是，虽然对它的机理一无所知，但高效的药物从来不少。服用抗抑郁药之后，60%-80%的患者会被治愈。相比心理治疗的漫长而不可控和电痉挛疗法的副作用，药物治疗更受欢迎。

接受采访的抑郁症患者虽然对痛苦的描述千差万别，但对于治疗的方法和过程几乎是异口同声：一位专业的的精神科医生，合适自己的药物，短则数周，长则数月，症状即可得到缓解。

李橙2007年第一次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才刚23岁。她的家庭是标准的中产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李橙起初死活不肯吃药，“这个病怎么可能需要吃药?明明就是心理问题。”

后来李橙实在受不了了，又去校医院的心理门诊求医。校医院的老师也让她吃药。

让李橙意外的是，吃药吃到第10天，忽然就起效了。李橙一下子变得思维敏捷，情绪也变好了，心理上的康复的感觉比生理上的创伤愈合的感觉对一般人来说，要陌生得多，感觉就像是上帝啪的甩了你灵魂一巴掌一样。

李橙吃药吃了两周，状况不错，就把药停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病需要长期吃药，谁知道这个是这么变态的会复发的病?”

让她无语的是，这个病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开始是急性的，后来变的慢性，越来越复杂。“整个人是往下坠的，你调节的强度远远赶不上它下落的强度，”李橙说，“这个病几乎没有不影响的方面，从生理到心理全方位的毁灭。”

有一天，李橙的同学来她家玩三国杀，但她完全反应不过来，“这个病没有让我智商下降，但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李橙就是看到一本书都会害怕，因为她知道自己是看不懂的。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先是恐惧一切，然后再恐惧你自己的恐惧。

虽然抗抑郁药的有效率最高能达到80%，但只有不到50%的病人对第一次服用的药物有反应。

财新传媒的张进在博客中分享过他的抗抑郁药的经历，最初服用的是罗拉、氢溴酸西酞普兰片、三辰片，两个月后，情绪、思维和行动能力没有改善，医生为他新加了一种药以后仍不见效;在更换主治医生之后，医生为他重新选择了4种药物，这一次，终于见效了。

这是典型的试错法。由于对疾病的机制，药物的作用途径完全摸不着头脑，精神类的疾病大多采用这种试错法进行治疗。

这种试药的方式“让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飞镖盘”。安德鲁。所罗门总结说。

除了试错的疗法，还需要坚持用药。“在所有疾病中，抑郁症的依从性是比较差的，”姜涛说。人们极度抗拒长期甚至终身服药，就好像抗抑郁药是毒品或是其他什么会上瘾的东西。

为什么能接受长期用药物控制你的血糖或是血压，但是却拒绝用抗抑郁药帮助你的大脑呢?

“这个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对它的认知。”李橙夸张地说，“药物哪怕有再大的副作用，现在我也要吃，哪怕吃到肾衰竭。”

虽然极少的抑郁症是患者自身的责任所致，但几乎所有的抑郁症都需要自己的努力才能治愈，愿意自救的人，医生才能救他――毕竟自己才是决定是否走进医院的那个人，是决定服下抗郁药并熬过它的不良反应的那个人。

心理医生玛莎。曼宁是重度抑郁症患者，在某一天她打算买把枪结束生命。她在《暗潮下》写到，“我每天都把耳朵贴在女儿的门上偷听她唱歌，她十一岁，洗澡时总喜欢唱歌，那是要我多活一天的恳求。我不害怕任何事情，但是一想到若真的拿到枪，扣下扳机，这个孩子就永远不会歌唱了，她会因我而沉默。就在那天，我去接受了治疗。”

在安定医院抑郁症研究中心主任王刚看来，药物治疗固然是抑郁症的基础性治疗，但仅有它是不够的，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需要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甚至包括患者和家属组成的治疗联盟。

实际上，治疗的第一步，找到一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就不容易。中国有执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是2万人，与之对应的是庞大的病人群体，各类精神障碍的患者有1亿多，其中重性精神类疾病病人1600万。

“仅有的这些资源，还集中在有限的城市的有限的医院里。像我们安定医院，将近一半的病人来自外地。”王刚说。

他所在的安定医院，曾经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过一半的病人为抑郁症而来。安定医院也因此在2006年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

从医22年的精神科医生姜涛说，病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天12个小时门诊，从早八点到晚六点，一天八十来个病人。

现实的情况是，抑郁症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医生、患者的事，跟别人没关系。大量的心理从业人员，没有医学背景，和医疗机构是脱离的，没能构建一个治疗的联盟。

“现代的医学理念要求医生治疗的是人，而不仅仅病，”王刚说，“但现状正好相反，医生更关注的是你的症状有没有消失。而不是作为一个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

再先进的医疗技术，再完美的药物，只能提供一个重塑自我的可能性，药物或是技术，并不能帮你重塑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