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1

救助困难捐献家庭不等于器官买卖

今年，国家红十字会和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省级红十字会将设立“人体器官捐献基金”。此外，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正在努力协调民政部门，对器官捐献者身后的丧葬费用，予以减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说，对困难捐献者的家庭给予人道救助，是政府和各级红十字会的不可回避的责任。

他坦言，对捐献者身后的困难家庭给予救助，绝不等于器官“买卖”或“交易”。因此，当务之急是抓紧制定公开、透明的救助制度，明确捐献者家庭申请救助的程序，掌握适宜的救助标准，既要确保捐献人和法定收益人的基本权益，又不能让器官捐献“自愿无偿”的原则被扭曲。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介绍，救助基金来自政府彩票公益金、社会捐赠等;所筹善款主要用于缅怀器官捐献者，以及对器官捐献者逝世后留下的贫困家庭，进行人道救助。

焦点2

植物人不是脑死亡不能捐器官

黄洁夫说，此前多年，因为各界纠结于“脑死亡”是否属于死亡，我国器官捐献工作一直徘徊不前。

黄洁夫称，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的死亡标准是心脏死亡。那器官捐献工作也可以适应国情，做分类捐献标准。即脑死亡、心脏死亡和脑-心死亡。

经过三年试点，绝大多数器官捐献都是心脏死亡或脑-心死亡后实施的。事实证明，心脏死亡或脑-心死亡后的器官捐献质量和脑死亡捐献是一样的。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介绍，“脑死亡”和“植物人”有本质区别，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脑死亡的患者脑功能已经死亡，及时给予充分的生命支持，也不能存活超过1周时间;而植物人给予充分的生命支持可以活很久，因此在到达脑死亡状态前不能做器官捐献。

焦点3

可探索捐献家属与受捐者自愿见面

黄洁夫说，按照国际器官捐献的原则，器官捐献者不知道自己的器官捐给谁，受者也不知道自己的器官来自哪里。但是，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有自己的国情，大多数器官捐献者，是在死亡不可逆转时，近亲属为了让他(她)的生命以另外的方式得到延续，而代表或代替捐献者做出的决定。

黄洁夫认为，根据这样的心愿，我国能否探索一种特殊的器官捐献者身后慰藉方式?即在捐受双方均自愿同意的情况下，让受捐者定期看望捐献者的家人，让他们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亲人。

【现状】

据卫生部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大约30万各种脏器衰竭患者登记器官移植。依靠死囚捐献、普通公民身后捐献、亲体移植等渠道的供体器官，全国每年可完成器官移植手术约1万例。器官供需比约为1:30，缺口仍巨大。另一项统计则显示，2012年，公民自愿无偿捐献的器官供体，约占当年手术移植器官总数的13%。(来源：新京报)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器官捐献2年内取代死囚供体 将使用共享系统公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