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怎么看？

    2003年非典之后，关于非典后遗症的报道并不多。

    为了了解目前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状况，记者联系了北京市卫生局宣传中心。

    该中心的一位副主任表示，非典时期，我们国家疾病防控比较落后，再加上当时传染病本身已经控制得差不多了，防治重点放在了慢性病上，传染病医院都要关了。当时国家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也不够，就靠几个防疫站，也没有什么经费。“跟我们的观念也有关系，当时不太重视公共服务，坏消息不愿意说，老百姓也不知情，非典到底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也没有应急机制应对突发事件。”该副主任说。近些年，一些病毒，像不断产生的禽流感、甲流、猪蓝耳病等，使得政府又开始重新意识到传染病的问题。

    他表示，当时很多事情也是无奈之举，比如说当时的北京某三甲医院，它本身不是传染病医院，没有经验。当时它没有床位，把过道作为急诊室，空气不流通，但要是不收留病人，就又会造成新的传播。

    “国家越发展，越关注民生，越关注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该副主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非典对我国公共卫生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现在传染病汇报大网络已经健全，传染病疫情每天都要上报，还研制了各种疫苗。”该副主任举例说，2012年房山发大水之后，北京市卫生局就迅速做了全面的消毒防疫工作。

    成立非典基金是否可行？

    随着媒体对非典后遗症患者报道的增多，社会上一些个人和团体开始关注和帮助这个特殊的人群。但是，当一些好心人士把钱汇给他们时，他们却花不了这些钱。

    “没法弄，你说把这个钱给谁，大家都缺。后来商量了一下，只能把这些钱先放着了。”方渤说，“听说香港有针对非典后遗症的基金会，说不定哪天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基金会了。”

    2003年11月7日，香港立法会批准，拨款1.5亿港元设立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即非典)信托基金，为非典病故者家属以及部分非典康复者和非典疑似患者提供援助。

    方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03年非典结束以后，北京市对非典捐助的款物做过审计，一共是7个多亿，花了5个多亿，还剩两个多亿，我们跟市政府提过这个事情，希望利用这部分钱，做一个非典基金，用于改善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健康状况和生活。”

    记者查阅了北京市审计局网站，证实了方渤上述的数据。2003年9月3日，一份题为《北京市审计局公布全市防治非典社会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情况》的公告中写道，“非典疫情发生后，市、区县两级捐赠中心和慈善协会、红十字会、卫生部门等，从4月21日接受第一笔捐赠至7月31日，累计接受捐赠款物77522万元，已分配使用54274万元，占70%，结存23248万元，结存的捐款已全部缴存各级财政专户，结存的物资在各接受部门存放。”

    方渤认为，北京市政府应该成立非典基金，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帮助他们这个困难群体。他说，“我们身体不行了，家庭破碎了，工作也没有了，我们自己真的难以摆脱这个困境。”。

    “现在是重度残疾，万一哪天卧床不起了我该怎么办？我老了怎么办？” 方渤拍着腿说，希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见政府把病友们的问题给解决了。

    非典后遗症患者骨质疏松致手掌易骨折，他们的生活现状堪忧。像这样的非典患者是否能够政府的生活困难补助呢？或者政府或者卫生部门是否对这些非典患者进行治疗，让他们能够健康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