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非典过去了好多年，但人们仍关注非典患者们的健康状况。对此，北京对非典后遗症患者生存现状调查发现，非典患者患骨质疏松致一扶墙手掌骨折，生活起来十分艰难。

    2003年3月，北京遭遇非典，上千人因为感染非典而住进医院。两个多月后，疫情被扑灭，一些患者幸运地走出了医院。然而，几个月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再次在医院相遇，并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非典后遗症患者，他们的病症被称为“不死的癌症”。10年后的今天，他们依然没有走出非典的阴影——看病、上访、接受媒体采访、病友们偶尔团聚互相安慰，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

    非典“后遗症”

    北京非典后遗症患者生存现状调查

    方渤，62岁，北京人，非典后遗症患者，病友们上访求助的带头人。

    2003年非典期间，方渤一家六口住进了医院。此后，妻子病逝，方渤和女儿女婿们幸存。2003年11月，还未从丧偶之痛中走出来的方渤，被查出患有骨坏死和肺纤维化，并被告知可能和患非典的经历有关。2005年，方渤的大女婿和大女儿离婚，不久，二女婿和二女儿离婚。

    重重打击下，方渤患上了重度抑郁症。“逢年过节或妻子的祭日，我的病就犯了，非把自己灌醉不行”，方渤指着自己头上的伤疤和敷着纱布的眼睛说，上次喝醉酒，竟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一个眼角膜都撞碎了。

    和方渤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不少人。当年从事非典一线救治工作的望京医院医生、陈卫衡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据自己了解，北京非典后遗症患者中，非因公感染的有150多人，因公感染的有140多人。北京市卫生局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北京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具体数据不便透露。

    陈卫衡医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对非典后遗症的原因还不清楚，只能说跟那个事件有关，究竟是非典本身还是其他原因，无从说起。”但他表示，当时情况紧急，为了救人，用了大量的激素。“现在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症状和使用过量激素的症状相同，所以反推过来觉得是和激素使用有关。”而李朝东等非典患者认为，他们的病症就是因为激素使用过量所致。

    生活等于求助和看病

    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来说，吃药和手术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然而，由于他们只能依靠一两千块钱的退休金和困难补助生活，即使有医疗保险，看病也是一件难事。

    从2004年到现在，方渤陆续动过四五次手术，虽然政府报销了全部的手术费和医药费，但是每天一百多块钱的护理费用由他自己承担。“我们都是因病提前退休的。刚退休时退休金才六七百，最近几年涨到了两千左右。”方渤说，“钱攒不够，都看不了病，两千块钱的退休金还得吃饭，经不起折腾。”

    方渤的病友张文荣说，“政府就管治疗股骨头坏死和肺纤维化的费用，治疗其他的后遗症病症的费用都不给报。像我们这样的患者都是重度骨质疏松，骨头很脆，一扶墙手掌断了，一拉门肋骨断了。现在补钙，便宜的钙片不管用，贵的钙片吃不起。”

    根据方渤等患者统计，在非典后遗症患者中，80%因病离岗，60%家庭出现变故，很多成为重度残疾。目前，他们中的好多人只能依靠退休金和北京红十字会发放的困难补助维持生活。

    2008年，北京红十字会向非典后遗症患者发放了生活困难补助，有工作的患者每人每年4000元，没有工作的患者每人每年8000元；2012年，补助金额分别提高到了4500元和9000元。但是，这笔补助金对于方渤等人来说，也只够支付一段时间的医药费和生活开支。

    为了能有份工作，解决部分生活上的开支，方渤想找份看大门的工作，跑了好几家单位都未能如愿。方渤心里明白，自己是重度残疾，很多单位认为风险太高，都不愿雇用他。

    此后，方渤开始寻求政府的帮助。方渤和其他病友约定，每个月定期在信访办集中，诉说他们的痛苦和不满，希望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方渤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一谈到自己的信访经历，方渤情绪就很激动，好几次因为说不出话来而中断了采访。

    2013年，方渤开通了微博，开始在网上寻求社会的帮助。据方渤介绍，现在很多网友都在鼓励和支持他们，他很感动。2013年过年的前三天，他们还接到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童增先生送来的2000元和一些年货。方渤说，他更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养老问题和去世家属的抚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