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能有医，疯能有控”是一种公共责任

　　医院之外，社区、公安等能否肩负起管理之责?

　　“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有些国家的总人口还多，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住院，有些完全可以通过社区进行接治、管理。”唐宏宇表示，“而且，对精神病患的干预是一个持续过程，不能‘一入院就稳定、一出院就放羊’。长期随访、跟踪、管理机制，只有社会力量能做到。”

　　有关数据显示，精神病患中，有80%需要终身康复治疗。而由于缺乏持续性和前瞻性，往往出院后又出现伤害行为，“而且比第一次还要重，直到不可收拾”。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多位专家呼吁。

　　在王绍礼眼中，最理想的模式应该是：患者发病时，第一时间到专门医院接受规范治疗;待两三个月病情稳定后，一步步转到康复医院;最终，转到社区去。“这里，每个环节都应该是‘无缝交接’的，确保病患的信息在各家机构间顺利传递，并有专门机构、专人负责管控。”

　　为此，卫生部在2006年，就已牵头启动了“医院社区一体化”试点。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弘介绍，截至2011年4月，这一针对重性精神病患而确立的管理模式，已覆盖了全国160个市(州)、674个区县、3.3亿人口。为28万例重性精神病患登记、建档，肇事率也从最初的4.8%，下降到第5年的0.5%;肇祸率从1.5%下降到零。

　　“对精神病患的管理最终是要回到社区，以社区管理为中心，这是趋势。”唐宏宇认为。

　　各省区市也在做类似尝试。

　　记者查询看到，江西、福建、湖南、吉林、浙江等省，均在走各部门“协同作战”之路。以江西为例，今年财政拨出660万专项资金，用于重性精神病患的收治管理工作。其公安机关通过分户走访、摸底，“排查”此类人群，并进行信息采集、风险评估、落实监护责任等工作;卫生部门负责肇事肇祸精神病患的监测，督促医院做好鉴定、收治和管控工作;民政部门负责流落社会的精神病人的救助及送返原籍……

　　在一些省区市，还为贫困重症病患设立了“住院救助基金”。

　　“整个协作网正在建设，但还没有建成。各级医院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医疗机构之间、医疗机构与社区之间没有很好地衔接，双向转诊通道还没有完全理顺。”这是王绍礼概括的当前“弊病”。

　　他认为，医院为这类病患建立信息库后，即使其出院回家，“社区管理者也能第一时间接到信息，迅速去跟踪随访”。但由于社区力量跟不上，财力投入有限，“目前，即使在北京，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是把病人信息通知到当地精神卫生防控部门去，能不能‘落地’不敢说。”

　　李玫瑾还强调，干预不应止于重性精神病患，抑郁、焦躁等一般心理疾病也应被纳入。

　　有心理医生曾提示：“如果社区都能建立一个心理干预机构，如果案发前，当事人或邻居能有渠道给社区专业人员打个求助电话，也许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李玫瑾认为：“精神出现异常的人，最先发现的应是他的家人，如果家庭失去功能，邻居及社区人士往往能够发现，他们要及时送病患去医院或报警。如果医院在接诊每一个病人后能建立定期回访制度，公安机关在处理每一疑有精神问题的嫌疑人案件时，能够及时与医院进行联系沟通，就能建立家庭、社区、公安、医院协作机制。”

　　精神病人频行凶，引发公众恐慌。由于精神病人行凶风险的不可预测，因此必须制定出精神病的公共管理机制，确保正常公民的健康权，让这个“非定时炸弹”不伤害到他人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