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大的障碍之一是来自社会的歧视，社会的歧视和孤立导致艾滋病感染者的边缘感的加强;消极和孤独又会加速摧毁艾滋病人的生命！

　　刘进依然被全村人孤立着。因为他是这个2000多人口的村子里，惟一的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4年前，刘进被县医院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初期的症状与许多感染者相似：腹泻、发低烧。

　　刘进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村里人却都知道他得了艾滋病。现在邻居看到他出来，会立刻把门关上;85岁的奶奶在路上走着，会有邻居上前跟她说，以后不要走大路了。

　　在河南省永城市的一个普通农村，刘进的家像一座孤岛一样被人为隔离起来。

　　当HIV来临

　　50%的人选择沉默

　　与刘进有着类似感受的还有风雷(化名)。

　　风雷说，他当过兵，是同志，是艾滋病感染者。丝毫不掩饰。

　　《法制日报》记者见到风雷的时候，他正耐心地给一个中年男人讲鸡尾酒疗法的几种药怎么吃、有哪些禁忌，甚至连分装盒里的药片都帮他依次放好。

　　这是一位刚被确诊的艾滋病感染者。透过眼镜，他的眼神有些茫然。

　　风雷说，被确诊的初期，每个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是他们心理最脆弱的时候，很容易想不开、容易钻牛角尖。有的人甚至崩溃了。

　　艾滋病感染者普遍都会感到无助。在听了《法制日报》记者转述的关于刘进和风雷的遭遇后，天津志愿者陈冬给记者拿出了数据为证——在他接触的千余名感染者中，有50%的人选择沉默。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家人和周围的朋友。

　　风雷就曾对记者这样说过：“我没有告诉家里人。我姐姐也只知道我是同性恋。”

　　社会的歧视和孤立，加强了艾滋病感染者的边缘感;消极和孤独又会加速摧毁艾滋病人的整体免疫力。

　　一些感染者的机会性感染都是双重感染，比如同时感染淋病、梅毒、乙肝等。因为抵抗力差、心情不好，感染者机会性感染治愈的周期要比正常人长许多。

　　因此，适当的心理干预，至少能够延缓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有更长的存活期。

　　在确诊初期，如果有社会学者或心理学者立即介入，让感染者能有一个疏导的出口，可以帮他们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不去再感染别人。但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干预在中国是缺失的。

　　回忆4年前刚被确诊的情形，刘进说：“我当时不敢相信，根本不可能啊!”后来刘进才知道，他在外地打工时找的新女友，是艾滋病感染者。

　　“得了这个病，一想到85岁的奶奶和14岁的女儿，眼泪就往下掉。”刘进觉得那时候自己像神经病一样。

　　“两年前，刚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的时候，特别恐惧。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风雷把自己关在家里连着打了几天游戏。

　　日子还得继续，风雷振作起来。他来到北京佑安医院的爱心家园，在这里，风雷成为一名艾滋病志愿者。

　　在爱心家园，对于那些刚被确诊的艾滋病感染者，风雷和其他志愿者都会与他们单线联系。

　　因为有着“过来人”的感同身受，志愿者们更容易取得病友们的信任与亲近。风雷说，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抚他们的情绪，听他们倾诉，告诉他们对这个病的正确认识。

　　“孤独、彷徨、恐惧、无助，这些感觉每时每刻都侵蚀着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灵。可以说，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在绝望中度过每一个夜晚的。”陈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