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增加史”

　　人畜共患病也叫做“动物源性疾病”，是指人和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大类传染性疾病。2009年，农业部公布了我国最新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名录”，名列其中的除了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高致病性禽流感、狂犬病这些人们听说过的病外，布鲁氏菌病、弓形虫病、棘球蚴病、钩端螺旋体病、猪链球菌病、李氏杆菌病、利什曼病等“冷门”的疾病也赫然在列。

　　实际上，全世界目前已证实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有250多种，中国已证实的人畜共患疾病也有约130种。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金宁一分析说，21世纪的人畜共患病呈现两大特点，一是鼠疫、结核病、血吸虫病等传统人畜共患病死灰复燃;二是病原体变异加速，毒性增强。金宁一认为，生态环境的改变、动物的高密度集约化饲养、贸易的全球化等因素，增大了人畜共患病发生与流行的风险。

　　对于人畜共患病再度抬头的原因，李文生有更加直接的感受。他说，在靖边县，封山禁牧以前，羊都是散养在山上。到后来，养羊都像养猪一样，圈养起来。圈养使人与羊群之间的接触更加频繁和紧密了，而农村的卫生条件不好，所以人更容易被传染上病。按照李文生的描述，羊圈一般离牧户的正屋只有四五米远;冬天如果有羊羔诞生，为防止小羊冻死，牧户们要把小羊抱到人住的屋子里养活;有的地方条件不好，人与羊共用一个水源，就会造成消化道传染。这都给人畜间的病菌传播制造了条件。另外，现在都是承包到户，为追求经济利益，就需要从外面买更好的种羊回来配种，而这些种羊往往没有经过检疫，有可能就是病羊，成为传染源。

　　据统计，全球近十年出现的新发传染病中，75%源自动物或动物源性食品。伴随着发病率的提高，人畜共患病已成为公共卫生的重点问题。

　　“不仅一些过去已经基本控制的病原性微生物重新抬头，同时新的病原微生物还不断被发现，新的传染病以平均每年一种的速度在增加。”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所研究员张习坦说，“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疾病的增加史，人同病毒、细菌的斗争是没有止境的。”据张习坦分析，除了畜牧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外，还有多种其他因素造成人畜共患病的增多，比如，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步伐加大，人类大举进入一些原始生态地区进行开发，人群与动物之间的物质流动大大增加。此外，饲养宠物成为时尚，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让人畜共患病从农村、牧区进人城市。

　　“人病畜防”

　　由于人畜共患病的特殊性，在预防控制方面要求做到“人病畜防”，建立兽医与卫生部门的协作及联防联控机制非常重要。然而，这方面的情况却并不理想。李文生就表示，“按理说，应当是畜牧站发现带菌羊群，通报给我们，由CDC再去检查农牧民。但实际上却往往是，CDC接到‘布病’患者的病例，反过来去通知畜牧站，让他们去检查羊群，这一套流程弄反了。”

　　畜牧站每年在春秋两季会要抽检新生的羊羔。按照国家规定，在发生“布病”疫情的地方，对牲畜的抽检率应该在60%以上，但是在靖边县，抽检率大概只有8%。据李文生介绍，靖边县面积大，下辖22个乡，农牧民居住比较分散，每个乡应该有五六名畜牧技术人员，这样算下来，如果要完成对羊群的抽检工作，就需要110多名工作人员，而目前畜牧站只有20多人，人员缺口大。

　　发现病羊后，要做“无害化处理”，就是以不流血的方式把羊杀死后焚烧。然而，一头种羊买来的价格最少要2000元，按国家补偿政策，病羊被无害化处理后，国家补偿农户300元，在经济不好的地方，可能还不到300元。这样一来，农户就很不划算。因此，有些农户就会悄悄把病羊卖到市场上去，这就增加了布鲁氏菌病扩散的风险。

　　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将包括布鲁氏菌病在内的16种疫病划为“优先防治的国内动物疫病”。《规划》指出，布鲁氏菌病、狂犬病、包虫病等人畜共患病呈上升趋势，局部地区甚至出现暴发流行。

　　“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美国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来讲述从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及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这本获普利策奖的书中，他把这些疾病称作“来自我们的动物朋友的致命礼物”。

　　人畜共患病主要是经呼吸道、消化道、皮肤接触和节肢动物传播。因此，切断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途径，是预防人畜共患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同时，注意个人卫生，提高防护能力个人应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接触地表水，防止蚊蝇叮咬，保证饮水清洁和食品卫生，提高抗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