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的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因农药中毒死亡。这起悲剧轰动了全国，也令我们再次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6月11日，在4兄妹住的三层小楼里，一个房间堆满了玉米。记者面对面的和贵州四兄妹母亲任希芬进行了对话。

任希芬坐在宾馆的床边，额前的刘海散乱，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圈一直红着。在4个留守的儿女喝农药身亡3天后，这个母亲从打工地广东揭阳回到了贵州毕节老家。

“我没尽到责任”

“要是我能好好开导他们，应该是不会出这种事情，现在我想，我对不起他们，我好想和他们一起走了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任希芬说。

事发后，任希芬的一个老乡上网看到了这条消息，“我觉得像是我家里的事情。”后来，她听说死亡名单中有一个孩子的名字和大儿子相同，确定了这是自己家的事。

“我就开始坐大巴往回走，在广西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接到了我。”任希芬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尽到责任，现在我要回家去看他们一眼。”

事实上，从2014年3月起，任希芬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这4个孩子了。那一次，她从外面回到家里，仅仅住了一天，就瞒着孩子离开了家，“不敢让孩子知道。”任希芬说，自己当时并不放心孩子，走了以后通过丈夫张方其和孩子们联系，“今年4月左右，张方其的电话打不通了，起初是关机，后来就暂停服务了。到了5、6月我都还在打，但是打不通，始终没联系上。”

母亲因家暴而出走

任希芬表示，自己2014年离开家的最主要原因是被丈夫张方其殴打。“被打后，在医院住院3天，因为害怕再被张方其打，就悄悄从医院走了。”她说。

她对记者说，大儿子出生后一直是自己带着，不是太懂事，也有听话的时候，就是脾气很倔强，实在惹自己生气了也打过他两次。“娃娃们喜欢我多一点，他爸爸很少和他们说话，小的3个女孩子是很乖的。”

任希芬回忆，自己曾有一次凌晨两三点钟被丈夫殴打，全身痛，在床上一直哭，这些情况孩子都看到了。

她记得，自己在家的日子里，有时候大儿子会把作业做完了再去玩耍，有时候在家里对她说没有作业，到学校却对老师说家里让他做很多事情，没时间做作业，“我不识字，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作业。”

在任希芬的印象里，孩子们并不会跟自己倾诉感情，“什么事情都不会跟我说，他想要什么也不跟大人说。”

服毒前，这个不会跟母亲“倾诉感情”的孩子留下了遗书。事件发生后，警方在现场勘验中提取了这封遗书，在提取4名儿童在学校的作业本后，鉴定认为这封遗书是年纪最大男孩的原笔迹。

据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刘歆介绍，遗书是在作业本纸上写的，与网上流传的有一定出入。毕节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周家庆说，因为牵扯到未成年人的保护和事件后续的调查，原件内容不便透露，遗书的大致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好，可我们该走了，我曾经发过誓，我活不过15岁，可中间的意外让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现在14岁多，死亡是我多次的梦想，可是我从没有实现过，今天，终于实现了。”

对于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披露遗书，刘歆解释说，因为当时找到这份遗书后，要到小孩的学校提取他们的作业本，并进行送检，才能确认这封遗书的真伪，需要一定的时间。

此外，对于孩子身上有伤痕的疑问，周家庆说，尸检时，发现孩子臀部有7处皮肤损伤，经过检查是在死前2～3天形成，伤口边缘整齐，深度比较一致，都在表皮和真皮之间，并不是致命伤，“我们分析可能用削水果的刀具划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