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同情心最容易涌向社会中的弱者，无疑，儿童是弱者中的弱者。近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喝农药致死的消息开始流出，一时间，公众舆论对于毕节的印象又深了一层，对于4名儿童的遭遇涌来巨大的关注和同情。6月11日，警方已排除他杀等刑事案件的可能，确认4个孩子系服用农药后死亡，但具体服药原因仍在调查中。

之所以提到公众对毕节的印象“又”深了一层，就在于2012年，同样是在毕节，5名孩子垃圾箱内烤火致死的事件，停留在新闻媒体头条位置数天，事发地毕节也自然成为舆论聚焦的对象。按照当地官员的说法，2012年的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政府已加大对留守孩子的重视，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那么，事件发生后，则意味着此前的针对性政策失效了，至少是部分失效了。

无独有偶，依旧在毕节市七星关区，近年来多次发生留守儿童遭遇猥亵的事件，实施猥亵的人多为当地学校的教师。多起儿童悲剧的爆发，最终的原因都指向了家庭看护缺失与监护人的失职。每一个悲剧中的孩子，都带有“留守儿童”的标签，他们要么父母不在身边，仅由祖父母辈进行照顾，要么如同此次事件中的4兄妹，日常照顾没有一个成年人，完全靠自己生活。

同情之后，愤怒成为舆论的重点。对于政府的声讨，对于官员的批评，开始成为质疑声中的主流。即便是更加建设性的批评姿态，也不过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空洞呼吁。这样的呼吁固然没有方向上的错误，却也没有执行上的具体考虑。毕竟，由公共财政提供社会看护，直接关乎的是成本由谁来提供的问题。政府运转的成本主要由就业人口来提供。换言之，他们的监护人在哪里就业，在地政府就有义务提供相应的看护服务。

但现实的情况是，毕节作为一个劳动力输出大市，870万人口中，有790万农业人口，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规模达到了183万。官方的报告对输出劳动力有着这样的评价：“我市外出务工人员年创收可达270亿元，务工收入已占农村劳动力年人均纯收入的50%以上。通过外出务工，许多农村青年不仅积累了资金，实现了增收脱贫，还学到了技术，开阔了视野，转变了观念，为全市扶贫开发工作注入了强劲的活力。”然而，几乎每一个外出务工人员的背后，都存在一个留守的家庭，以及家庭中的儿童。这背后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

对于普通的父母来说，外出打工是脱贫的快捷方式，但孩子驻留本地却又构成了安全隐患。的确，在城市父母为孩子的素质教育操碎了心的时候，农村父母却将孩子的安全让位于打工挣钱。显然，并不是城市父母更具有爱心，而是农村父母面临的处境艰辛百倍。这其中，城市公民权的丧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为城市工作、纳税的父母可以获得同等城市居民待遇，儿童便不会留守，悲剧便没有爆发的土壤。

这种符合权利-责任对等的政策设想，在现实中却被认为太过超然。的确，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都非常大，首先当地政府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依旧严重，这种歧视表现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乃至就业五个方面，基本涵盖了社会福利的五大支柱。由此带来的另一个制度性阻碍在于，一线城市的规模被政策性地限制了，北上深广极其严格的户口政策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当然，按照新政，落户中小城镇比较容易，这一点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根本之策在于减少他们的数量，而不是强调对儿童所在地的资源倾斜。后一种方案实施之后，很可能会产生鼓励父母留守孩子的土壤。当然，这样的忧虑也是多余的，至少目前毕节市的表现证明了这一判断。在父母所在的城市实现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釜底抽薪之策，也是不可回避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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